诚实与说谎

       我相信，每个人儿时都听过伊索寓言“狼来了”的故事。我从幼儿园起，就多次听过这个故事，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次引申出来的道理，一次比一次深刻。刚开始，只知道要诚实，不要说谎话，后来懂得，说谎既不尊重别人，也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再后来又深刻认识到，做人不可以通过说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可以编谎话去愚弄他人，说谎的结果不仅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别人同样没有任何一点好处。

可是世道的变迁却使我渐渐变得迷茫起来，无法判断诚实与说谎的是与非，怀疑诚实是否是“美德”，说谎未必是“恶行”。

       我的姐夫，非党员，解放初期毕业的大学生，24岁就当上了炼铅车间的主任，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颇得工人的赞扬。1958年他27岁，那时，全国反右斗争都已经结束，由于他们厂地处边疆，领导一直都宣称不搞反右斗争。有一次，领导号召大家提合理化建议，以促进生产。可是他不知是计，如实的向厂领导建议：“希望改造烟囱的通道，因为烟道里的炉灰不仅多，而且毒性太大，每个月都要停产进行人工清扫，即危害大家的健康，又影响生产。”工人们也十分支持，结果被送到省城，让外单位的干部批斗，最终被强加上“借提合理化建议之机，煽动工人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并试图与党争夺群众”的罪名，划为“右派分子”，工资降为学徒工待遇，每月18元，被强制送到省冶炼厂的建筑工地劳动改造。无任何防护措施，每天浸泡在齐腰身的冷水中作业十几个小时，不久就引发了严重的髋关节炎，导致终身残疾。

       其实，在提意见之前，他就一直在构想和规划改造烟道的方案，也跟我姐讲过。我姐是个胆小怕事而又谨小慎微的人，曾提醒他：“不管你的想法有多好，那是领导的事，千万不要凑热闹，去年的反右才刚结束，为了孩子和这个家，你要少说话多做事才好。我父母早就讲过‘斗官穷、斗鬼死’的道理，难道只有你才知道炉灰有危害吗？”他曾许诺：“好的，我一定管好嘴巴！”

       可是，有一次，厂领导特意来参加车间的例行会议，号召大家说：“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已经结束，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热情空前高涨，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我们边疆不搞运动，欢迎大家提合理化建议，搞好生产！”由于大家早已从广播和报刊上以及小道消息中，得知了反右斗争的严酷和内幕，无人吭气。见此状况，领导信誓旦旦的保证：“我们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带帽子！说错了也不怕，要充分相信党！”仍然无人敢讲话。领导启发：“谁带个头呀？！”工人们说：“车间主任带头！”姐夫想到了姐姐的忠告，回应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听党的话，把本职工作搞好！”领导接过话说：“你作为车间主任，工作在生产的第一线，难道没有发现生产中存在的一点问题？！不要担心，大胆的提。你不带头提合理化建议，就是对工作不认真的表现哦，说重一点，就是与党离心离德呀！”毕竟年轻无知，在此威逼利诱之下，为了表现对党的忠诚，最终还是没能管住嘴，说出了前述的建议，悔恨终身。

       反右结束以后，全国又大规模的开展“交心运动”，就是向党交心，要求百姓将自己的思想公开的揭露出来，深挖内心深处的思想，清算自己的行为，将内心世界袒露出来，并加以批判。当时倡导“不破不立，只能敞开思想大门，把长期隐藏在内心的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倾囊倒出，彻底消毒，才能革故鼎新，轻装前进。”

       自从成为“右派”家属以后，我姐在人前已经抬不起头来了，说话做事更加谨小慎微。按理，那些黑心的当权派设圈套，诱人上当，残害无辜，理应自愧亏理，收手行善，放人一马才对，然而他们又抛出了狠招，强迫人人向党交心。我姐在“交心”的会上，数次表示要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可是仍然不能过关。领导特意来到我姐所在小组指导开会，并对她说：“你口口声声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要有实际行动呀！要检举揭发！他以前在家里没有说过些反党言论吗？”她老实的回答：“说过些业务和技术上的问题。”领导说：“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交给组织，放下包袱，才能轻装上阵。”她也就如实的写了交心材料。结果，被以同情“右派”言论为由，降低工资两级，强迫到车间当搬运工，成天徒手搬运有毒的铅块。

       领导谎称要她“放下包袱，才能轻装上阵”的目的，就是要拿到她的文字材料，以此为依据处分她，狠毒至极。如果她不讲实话，谎称姐夫在家从不谈工作和业务的事，坚称不懂业务，只空洞的检讨不能分清敌我界限的缺点，或许不致被处分。可是谁又能料定阶级斗争的老手们不会再想出别的狠招？！

       在极度的无助之中，我姐不仅受人歧视，更害怕遭遇更多不测的劫难，对人生和前途完全绝望了，打算以自杀的方式摆脱痛苦。当她趁夜深人静，将绳索套在脖子上，准备了断自己年轻的生命时，看了一眼睡中未满周岁的女儿和年迈的老母亲，猛然意识到老母是个性格刚烈的女性，也会随她而去，孩子必成孤儿无疑，想到故乡的亲属也会因她的死而受株连，她不得不解开了绳索。

       在屈辱、恐惧和彷徨中，苦熬了20年之后，她与残疾的丈夫才得以“更正”，没有人道歉，更没有赔偿。

       我时常想，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到底应该诚实还是说谎，一直都十分矛盾和纠结。似乎，在暴政下说谎才是硬道理，或者，在暴政下讲话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不说话”才是真理。可是谁又能保证，惯于用谎言诱骗诚实百姓的恶魔不会撬开你我的牙齿？！

       在暴政下无助的弱者除了祈求上帝保佑以外，只能跪求施暴者开恩。我曾经为自己作为中国人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