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十四篇：还是“命运”，又让我遇到了好人赵队长

第十四篇：还是“命运”，又让我遇到了好人赵队长
时间到了1957年2月，我们还在西安等车进藏。一天旅社又住进了几位新客人，其中的两个人恰好就住在我和老田隔壁的房间里。一个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一个是年轻人，看那模样就晓得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学生。一天，我百无聊奈地躺在床上看书，隔壁传来一阵陌生的声音，竟有点像扎西教了我几天的藏语，我立刻起身过去看看。隔壁的房门大开着，一个小伙子正在大声地念着一本小册子。坐在他旁边的一位中年人见我在门外探头探脑，站起身走出房门来朝我笑笑，问：“有事吗？”我连声说：“没事，没事。”那中年人却是个“见面熟”，他热情地说：“来，来，请进屋里来坐坐吧。”我进到屋里，说：“刚才听到他在读什么书，我就想过来听听。”“见面熟”笑着说：“他是在学藏语。”“藏语”两个字就像是一只钓鱼钩子，一下子钩起了我的兴趣。我问“见面熟”：“同志，您们也在西藏工作吗？”他说：“我们刚进藏不久，这次是来西安出差的。”接着他问我：“你们住在这里干什么呀？”我告诉他 ，我们是湖南赴藏的干部，在这里等车进藏。听到我的这句话，刚才那念藏语的小伙子不念书了，抬起头来插话说：“听说西藏的民主改革推迟了，汉族干部和部队很快就要大批内调，你们还在这里等着进藏？”我问他：“我们连西藏的边边还没有走到，就要向后转，这是为什么呢？”小伙子笑着说：“这个问题嘛，说起来话就长了。”我说：“那就请你给我讲讲吧。”下面就是小伙子说的情况（为了更加准确，我现在引用《西藏革命史》中的一段话）：
去年（1956）11月22日，**和班禅两位喇嘛应印度政府的邀请，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少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勾结帝国主义，进行了一场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挑拨**留在印度搞“独立”的罪恶活动。后来周总理出国访问期间，连续三次在印度新德里同**喇嘛谈话，向他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西藏目前不实行改革的指示，表明中央对改革问题的态度。1957年1月1日，总理再次向**传达了毛主席的决定，说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西藏不实行改革，并说六年之后是否改革，还是由**来决定。
我说：“可是现在西藏驻西安办事处的刘处长说要我们耐心等通知，还说要安排我们在西安的学校进修。”小伙子笑着说：“我想，那‘通知’肯定很快就会来了。那就是：立定，向后转，齐步走！”说完这句话，他笑着回头对“见面熟”说：“队长，我这口令喊得像个当兵的吗？”队长连连点头，笑着回应说：“像，像，像。可你将藏话快点学‘像’那就更好了。”我问队长：“你们也要内调吗？”队长说：“你们这些行政干部听说是哪里来哪里去，我们这些‘游击队员’就可能要留在青海了。”我又问：“那他还学藏话干什么？”队长说：“青海矿产资源丰富，同时也有着广大的藏区，学好藏话对我们这些四海为家的地质队员好处大着哟。”
我就这样认识了“见面熟”，还知道了他是刚组建的西藏地质局的赵斌队长。那念藏语的小伙子姓蒋，南京地质学校应届毕业生。再后来我们接触多了，我觉得赵队长好多地方都跟衡阳县的韩科长很相似。我向小蒋打听他的情况，小蒋眼里流露出敬佩的神情，说：“我们队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1950年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还是独立营的营长。回国后转业到了地质部，听说是何长工部长批准他进的藏。”后来交往多了，我觉得这位赵队长不但是个“见面熟”，还特别有同情心，特别愿意帮助人。一次趁着小蒋上街办事去了，他一个人在屋里休息，我就过去，将自己的情况，包括那羞于启齿的“地主+官僚”的家庭成分，还有就是1953年当兵政审不合格的情况，都“竹筒倒豆子”，统统告诉了他，还说了我不想回湖南的原因。听了我的话，平时里“未曾开口三分笑”的赵队长，脸上没有了笑容，但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对我的理解和同情。他说：“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相信这句话，你也一定要相信。1951年在朝鲜，上级给我们营派来个跟你同姓的书记员，一位大学生，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他的家庭成分却是资本家。一听到‘资本家’那三个字，当时我的头都大了，我找到政委，求他另外给换个人。政委说：‘现在我们对面的敌人不是国民党兵，而是满口哈罗哈罗的美国兵了，他们只会讲英语，我们也就需要懂英语的人，我不会讲英语，你赵斌会吗？’我说：我苦出身一个，没上过一天学，哪里会讲英语。政委笑着说：‘我也跟你一个样。可是现在我们再去学英语还赶趟吗？你赵斌抓来个‘舌头’，也只能是个哑巴呀。再说了，王书记员自愿报名来朝鲜，对这样的同志，我们应当热情欢迎，还要帮助他们改造思想，使他们不断进步。’在心里，我也承认政委说得对，但我当时心里头就是感觉有那么点别扭，就是转不过那个弯弯来。后来，后来那位王书记员却表现得很好，后来还成了我赵斌的救命恩人！”说到这里，赵队长的语调低沉了下去，眼睛也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他继续说：“一次，美国鬼子飞机轰炸我们阵地，我正指挥大家疏散隐蔽，只听头顶‘呼——’地一声，紧接着有一个人从后面猛地推了我一把，我被推出去好远，那人也紧紧地压在了我身上。这时一颗炸弹猛地在我背后爆炸了。我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可是，可是那掩护了我的人竟是营部书记员王尚志！他永远地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说到这里，赵队长难过地低下了头。过了好久，他抬起头，清了清嗓子，接着说：“我还是那句老话：相信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若是一定不想回湖南，那就干脆跟着我到地质队去，能不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全靠你自己了，但我敢保证，山沟沟里头的那些石头蛋蛋和泥巴块块绝对不会因为你的家庭成分不好而瞧不起你！”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我可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听到呀！我心里热呼呼的，一个劲地点着头，那不争气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掉了下来。赵队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别这样，快别这样。”又立即爽朗地笑着说：“小王同志，你再好好想一想，若真的不愿意回湖南，只要你的原单位同意，就干脆到我们地质队来好了。这个主我还是做得了的。”
那时候，我头一次孤身一人离开湖南老家，每当夜深人静，就会想起亲爱的姆妈，想起她那双粗糙但又温柔的手；想起那香喷喷的蛋炒饭；想起那天我告诉她我要去很远很远的西藏时，她那忧心忡忡的眼神；想起……。那种“离家万里，举目无亲”的感觉真正让我五内如焚。我还会想起郝部长、韩科长、任部长、李玉梅科长，想起那几位共产党干部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郝部长1953年说的那一句好像连他自己也感到无可奈何的话：“……你的家庭出身……现在工龄又不满三年，这次政审没有通过。”也会在我的耳旁响起来，我心里真正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的滋味都全了，心里头就像塞满了一坨乱麻。亲人们，您们现在都在哪里呀？这时，与我同住一房的老田正在酣睡，发出阵阵轻微的鼾声。我又想起了老田。是呀，老田是一个好心人，他那么好的政治条件，却没有将我当“另类人”看，而是将我当成了小弟弟，他关心我，也很想帮我一把，但我俩毕竟不是“同路人”。想想看，我能要求跟着他回湖南省公安厅去搞刑事侦察工作吗？想到这里，连我自己也被这荒唐的想法吓得瞪大了眼睛。后来，我又想起了现在正睡在我和老田隔壁的赵队长，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一个老八路，县团级的干部（那时候，地质大队就是“正县级”），就凭着我这个“萍水相逢”的另类人的“一面之词”，就能对我敞开心扉，这不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吗？……各种各样的想法，像一条条的鱼儿，在我的脑海里游过来又游过去。我越来越觉得赵队长的话，句句都说到我的心窝窝里去了。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想起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应该给任部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情况。可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想打一个跨越几省的长途电话真正比登天还要难呀。又要感谢赵队长了，他竟然有那么大的本事，通过陕西省某单位的专线很快帮我将电话拨到了衡阳，让我同任部长通了电话。我就将“进藏干部可能要全部返回内地”和“我想留下来”，还有就是“我遇到了一位同您一样，也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又是您的河北老乡，现在在西藏地质局工作的赵斌队长，他说只要原单位同意，他可以带我去西藏的地质队”的事情统统告诉了任部长。部长在电话里一直“嗯、嗯”地听着我说话，后来只是简单告诉我：“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其他什么也没有讲。那一天，我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失魂落魄，双脚发软，饭也吃不下，回到旅店，钻进被窝里流眼泪……
很快赵队长和小蒋就要进藏了。与他们告别时，队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诚恳地说：“小王同志，我们相处时间虽然短，但你人聪明，有股子钻劲，也很有理想，我喜欢你的性格。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估计刚成立的西藏地质局很快也要撤回青海了，你还是服从组织，先回湖南去。”他又递给我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告诉我，那里面有藏族地区风土人情的介绍，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有时间可以看看。他还将自己家属（指他妻子）在西宁的地址写在后面，说今后我们好联系。
1957年3月，湖南省委赴藏干部大队在西安待命进藏“待”了四个多月后，一个姓文的女同志，因为丈夫还留在西藏工作，她搬去办事处继续等车进藏，我们三十七个人全部返回了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