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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世上好人就是多(2) 那次审干,也确实清出了一些坏人。像我们办事处的总务(也就是机关里的行政管理员),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平时里少言寡语,工作积极肯干,见人总是未曾开口三分笑,上上下下都夸他是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每次评先进都少不了他。一天,李科长满脸严肃,拿来一份稿子让我打,她也一直坐在打字室。回想起我刚来办事处,科长就给我注射过“打字员要注意保密”的预防针。可我平日里所能接触到的最高“机密”,也就是调整商品价格之类的内容。今天打着这份材料,我可是越打越害怕,浑身直冒冷汗。原来,那位总务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他一次就下令将三位共产党员装进麻袋,缝好袋口,抛进了耒水河,再命令士兵用机关枪打活靶,真正是罪恶滔天!后来他改名换姓,混进了革命队伍。 字打到这里,我的手也打开了“摆子”(湖南话:疟疾病),抖得打不下去了。李科长问:“小王,你怎么啦?”我那时只感到呼吸也不顺畅了,吞吞吐吐地说:“科长,我好害怕,这文件您还是让小戴去打好吗?”科长满脸严肃地说:“一张纸就将你吓成了这个样子,你平时里还口口声声说要去当兵。你怕什么?打了这份文件,你也该明白这次审干运动的重大意义了吧。”我浑身冒着冷汗,终于将那份文件打完,科长亲自和我进行了校对,在文件下方又口述了一段话让我打上去:“此件共印×份。打字:王寿民。校对:李玉梅。印完后蜡纸、废纸均由李玉梅在打字室当场烧毁。1955年×月×日。”文件打完了,李科长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一开始,你已经看到了文件,就算是我再让小戴去打,若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你就能脱得了干系吗?我还是那句话,组织信任你,你也要相信组织。”她的话虽是这样说,但那些日子,我的一颗心可一直悬在了半空中。我心想,这军统特务万一哪天听到什么风声跑掉了,上面追查下来,谁也不会去怀疑南下干部李科长,那顶“通风报信”的帽子就肯定“非我莫属”了! 又过去了好多好多天,一天中午,人们刚吃完饭,一辆吉普车直接开到办事处门口,那位总务还穿着一双木拖板鞋,就被几个公安人员押走了。到了这时候,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方才落回肚子里,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事后,小赵取笑我:“抓的又不是你,你紧张‘马咯’(湖南话:‘什么’)?”我说:“好你个小赵,你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痛。若是那个特务听到消息跑掉了,公安局是来抓李科长还是来抓我?”小赵搔搔头,再没有说什么。 1956年春天到了。一次与李科长闲谈时,我讲自己的眼睛因为打字近视了。她笑着说;“对呀,你不说,我还要找你谈哩。任主任早些时候跟我讲过,想让你去作计划员。现在我就交给你两个任务:一,我们很快就要调来一个新打字员,由你当老师,但要保证将他教会。二,抓紧时间向老同志好好学习计划统计业务。” 不久,接替我工作的肖国章可以独立打字了,我做了计划统计员。可那工作比打字清闲得多,成天呆在机关里闷得发慌。我去找李科长,让她给处领导说说,我想多到各县去了解一些情况,对我的工作也有好处。 1956年,任主任调到地委当组织部长去了,接替他工作的是原来的方芳副主任。 这些往事,若是单独去看,就像是一种“巧合”。但是现在我将它们一一写出来的时候,就像有一根无形的丝线,将一颗颗小珠子串连了起来,原来不起眼的颗颗珠子就变成了一条项链。而那根丝线,就是那些关心和帮助过我的好心人,用他们那善良的心编成的哟! 写着这些往事,我的耳旁仿佛响起了那首我很爱的歌:“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我的头上,早就没有了那一顶“另类人”的帽子,我满怀感激之情“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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