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对编辑的期望——在湖北省文学期刊主编培训班的演讲

陈应松

我先讲讲我的编辑生涯。

我在二十四五岁时就在公安县文化馆当编辑，刊物叫《公安文艺》。那时年少轻狂，记得一到文化馆就叫我去搞创作辅导，到一个叫玉湖的乡镇讲诗歌，因为没有经验，讲了之后嗓子完全嘶哑了，疼痛难忍，为了说清问题，估计是声嘶力竭。我们主要是通过来稿发现作品和作者，培养他们。其实当时我们也要别人来培养。我记得我当编辑的时候我们的陈善文老师——他是公安文化的功臣，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研究古代诗歌的，写过一本《古代军旅诗话纵横谈》，他说，一个编辑，你在跟一个业余作者谈这个稿子的时候，你要谈他三个缺点，你首先要找出他的三个优点来，这句话我是受益终身。今天我在这里转述这个观点，千千万万不要伤作者们的自尊。作者需要的是什么？是鼓励。你先说出他的三个优点来，你说这个题材不错、生活不错、语言也不错等等，然后你再谈他的缺点，别人容易接受。

1990年我从文化厅到《芳草》当编辑，当时执行主编是朱子昂先生，一个对作者非常好的大好人。我在《芳草》当了6年编辑，这6年对我的历练很大。大家知道，有很多作家是从《芳草》走出来的，像池莉、我、董宏猷、邓一光都曾是《芳草》的编辑，后来成为了湖北创作的主要力量，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好主编，对你手下的人要宽容。当时我们创作，朱主编是鼓励我们的，你的身份就是作家，你只不过暂时在我这里做编辑，因为当时专业作家轮不到我们这些小字辈，你在《芳草》，就是“借得山中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你是以《芳草》作为专业作家的过渡。我们因为是作家，约稿方便。像王朔、苏童、刘震云、叶兆言、范小青，全是我的作者，可以随时找他们约稿。因为一起开过笔会，大家都比较熟。这6年做编辑我发现了不少文学新人。比方说山东的张继，张继当时还在一个乡镇做通讯干事，但小说写得很好，我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的。现在他主要搞电视剧去了，赵本山电视剧的剧本全是他写的，什么《乡村爱情》一、二、三都出自他之手。每个星期我们只上两次班。周一去背回一大包稿件，都看，不像现在的编辑，现在他们不爱看这样的自由来稿，主要是约稿了。这样的来稿100篇选不到1篇。在这期间，我接触了许多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样你就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你就会去学习别人。

现在我又在当编辑。《新作家》是我们文学院的院刊，我是主编，所以说我跟大家也是同仁。接手院长以后，我对《新作家》有新定位，首先确定了六字办刊宗旨:发现、交流、辅导。我认为这六个字对我们文学院的刊物定位准确。发现:发现我们新的青年作家。交流:就是给我们全省的作者，包括业余作家、签约作家和专业作家，有一个交流的平台。辅导:通过这个刊物来辅导初学者，给正在文学路上走的人一些引导和建议。通过我现在自己办刊当主编，觉得办一个刊物不容易。
   对市州的刊物来说，还面临着缺钱的问题，大多数刊物就是一个筹钱的过程，所以说编辑的精力不太集中，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我认识的一些好编辑。一个作家是编辑抬起来的，编辑对作家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有的主编就把刊物包括报纸副刊当作他自己的自留地、小菜园。发一篇作品现在的确不容易，我要讲的是一些好编辑。比如像韩作荣老师，他已经去世了。他长期在《人民文学》当编辑，过去是管诗歌的，后来当主编了。我在1986年读武大的时候，那时开始由诗歌转向小说，但诗是比较现代和先锋的，我写了一组叫《中国瓷器》的诗，就这样投过去的，当时在《人民文学》发一组诗那是不可想象的，他竟然跟我全部发了。这组诗的影响很大。当时我跟他不认识，他也没抽过我一支烟，有很多这样大公无私的编辑。后来他当了主编，发我的中篇小说《马嘶岭血案》的时候我还没获鲁奖。我记得《马嘶岭血案》发表出来之后我才接到获鲁奖的消息。我当时的所谓“神农架系列小说”，还只是在《钟山》发了《豹子最后的舞蹈》和《松鸦为什么鸣叫》、在《上海文学》发了《狂犬事件》等不多的几篇，接着就是韩作荣老师接连给我发了《马嘶岭血案》、《太平狗》，全是头条，到那时候我依然没有见过他。我的《马嘶岭血案》的题目还是他给我改的。他在去世之前极力推荐宜昌的毛子，让他获奖，据说他也没见过毛子。这就是一个好编辑的素质，甚至是品质，风范。
   另一个好编辑是《钟山》的主编贾梦玮。他对湖北作家很有感情，湖北作家在那儿发表的非常之多。我当时只跟他见过一面，他是到武汉来约稿，当时是副主编，他回去之后给我发过一篇《人鳃》，没有任何的响动。我再把我的《雪树琼枝》给他，他在头条发了，那是1999年。我还没去神农架挂职，也没写神农架小说。这篇小说影响比较大，王安忆看了之后评价很高，在报纸上说《雪树琼枝》是她最喜欢的小说。然后贾梦玮推出了我的《松鸦为什么鸣叫》等一系列的神农架小说，我的最早的神农架小说全是在他那儿发的。他不遗余力地推我，真的让我很感动。他并且鼓励我说，王安忆赞过的作家没有不红的。他说话慢条斯理，鼻音很重，一种很让人信赖的感觉，其实他比我小很多。后来他又推了一些湖北作家，比如我介绍去的吕志青，推了他几个头条，还给吕志青组织了很多的评论，都是大评论家的。吕志青当时是我们的签约作家，我有这个责任来推荐大家的作品。

第三个是宁小龄，《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当时是编辑部主任。我讲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这几个小说，宁小龄是责编。他会毫不客气地退掉你的一些作品，这个不行，这个行。很果断。这些大编有他们的特点，要你修改你就得修改，《马嘶岭血案》是修改了的，他还帮你修改。你们看《马嘶岭血案》有个别地方是连不上趟的，我现在出版书的时候把它恢复了。我觉得他的修改有些地方不大对，我就把它恢复了。宁小龄对我最大一个帮助是，删了我许多句子结束时的“了”字，后来我发现他删得对，我不再在句子后头滥用“了”。

还要提到《上海文学》，当时《狂犬事件》也不叫《狂犬事件》。蔡翔，现在是上海大学的博导。他认为我过去的题目《疯狗群》太尖锐，建议改个通俗点的，也好记的。结果，我认为他改得好。

被称为文学教父的李敬泽就不用说了，一个对中国文学有巨大贡献的编辑。《马嘶岭血案》、《太平狗》在《人民文学》卷首语的评论据说全是李敬泽写的，他的推荐太好了，他抓住了你的关键的东西。其实你自己想都没想到，他在对《马嘶岭血案》的评论中使用了“人心的隔膜”一说，“隔膜”这两个字后来被所有评论我这篇小说的人都会用到。因为他说到了关键的东西。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太深了，无法打破，最后只有靠鲜血来解决问题。

还有《小说选刊》的冯敏和秦万里，这也是我认识的好编辑，像《马嘶岭血案》、《太平狗》、《望粮山》等等，都是他们定夺选的头条。而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们。你可以看他们在卷首语对我这些小说的评价，他们是根据整个文坛的走向，当时文学发展的方向进行某种预测和引领，后来冯敏说，那时我推你的时候根本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这人长期就呆在武汉，或者呆在乡下，我不串门，也不跟编辑过从的亲密。我也没什么茶叶，因为我们公安不产茶叶。

还有《小说月报》的马津海、王俊石、刘书棋三位，也是真正为中国文学无私做了很大贡献的编辑。我碰到的好编辑真的数不胜数。一个作家遇到贵人，最大的贵人是编辑，所以我要在这里感谢编辑。

再讲我对编辑的期望。

第一点：懂行识货。

懂行，就是你懂得这一行——文学。你是作家未必你真正懂行，你要不停地学习。有的编辑是作家，有的是分配到那里从事编辑工作的。大刊也是这样的，很多是分配去的，他未必真正的懂文学。要懂行，懂行就是要虚心学习，不能太过保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识货很重要，你到古玩市场去，真正的东西你没认出来，一个赝品你把它买下来了，这就叫不识货。一个编辑，不管是大编辑，小编辑，不要只盯着名家，好的作品在民间，要有这种灵敏的嗅觉。这个东西是好的，这个东西不好，要有快速的判断能力，不能漏掉好的。一般的情况是编辑一目十行，不会去认真地看你收到的作品。有人说过，你知道这个鸡蛋坏了你可以不把它吃完嘛。你闻一闻就知道了，尝一口也就知道了。我是有这个经验，看个三五行，一页纸，不行，丢了。要是后面很好呢，有的作者不会开头，有的不会结尾，中间写得很好呢？要善于发现作者，你要根据他的特点去培养他，我这句话说了一百次：不是没有好作品，而是你没有发现好作品；不是没有好作家，而是你没有发现好作家。每一个地方的作家都是很好的，我经常到下面去走，经常看到一些作品，有才华的很多，在我们湖北唯楚有才，文化如此深厚的地方，好作家太多了，会写的，诗和小说写得很好的，又年轻，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去发现他们。他也许不跟你这个主流文学，不跟作协打交道。

再是，要把握文坛的动向，善于捕捉文学的潮流，要盯住那些有创造力的，有语言天赋的作者。小说、诗歌、散文，说白了就是语言问题，写得再深刻有什么用啊？你把现实写得再惟妙惟肖有什么用？人家真正欣赏的，是你的语言。没有好的语言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一个是语言天赋，一个是创造力。他这个人就是怪，写得与别人不同，往往这样才能成为好作家。因为一个编辑他能引导一个人当个好作家，他甚至能引导一个流派或者一个时期的文学，而评论家那时候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感觉到有某种大潮到来的时候，他嗅到了。当大家都这样写的时候，有个人不这样写，你要想想他为什么这样写，他这个作品可能还不成熟，但你觉得他是个可栽培之材，他这个人在你手上就出现了。否则，你就无声地把他扼杀了。扼杀是因为你的冷漠，你的麻木，你的不识货。因为没有人来鼓励他，作者的写作最初都是漫无目的的，都是不自信的，你如果看到一个作者在炒作自己，网络上、微博上有许多牛逼哄哄的，自称诗人作家的，还宣称自己创造了流派的，几天就弄出一个流派，说这个装逼，那个二流三流，其实他自己还流都不流，一个局外人而已，吃了咸饭操文学的淡心，其实也是一种内心自卑的表现。真正好的写作者大多数是沉默的，他不会去争论文学，去宣传自己，去攻击别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多是无知者，无知者无畏，另外是些变态狂。好作家不会说我这个如何写得好，也不会随意去议论他人，什么北岛死了，顾城死了，绝不是内心有很深的东西的人，在一个河里闹得水响的是浮头刁子，大鱼都沉得很深。还有些作者，他就是埋头写作，从不表达他自己，我们要去发现他，关心他。

识货的问题，不能以你的标准成为文学的标准，因为你是主编，在一个地方，你的标准就成为了文学的标准，我喜欢什么我就发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就不发，万万不行。我讲的好作品，可能你接受不了的恰恰是好作品，一个好的作家就是要这样，要有一点承担，要有一点出格，要有一点冒险，要有一点歪才。比如说荆州的袁小平，《荆州文学》的主编黄大荣向我们推荐，他给我和方方写了一封长信推销袁小平。我把他的诗拿来一看，真的又好又怪。袁小平生活非常窘迫，孩子是脑瘫。他从不跟人打交道，奇怪的人总是有一些奇怪的生活方式。他不像另外一些人八面玲珑，跟大家都打得很火热。要允许那些怪异的人和作品存在，在一个地方，没有这种怪异的东西是不行的。这些人，你可能不喜欢，你的那个小圈子，都是顺着你的喜好来的。今天写中国梦啊，明天写新农村啊，反正没有风险，就发这些作品算了，这些人又听我的话，也是主流文坛的。但是我有一点担心，从我到下面了解的情况来看，就觉得有些主编可能这样想，发了那些怪人的怪作品是不是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会有这样的想法，你又不听我的，你的作品又能吸引眼球，凡有歪才的人都是有号召力的。你甚至想我这个刊物的风格适不适合他呢？我当地的一个文学的风格早就形成固定了，会不会影响几十年我这个刊物打造的威望？但是，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现实，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注定死在沙滩上。这是文学的规律，未来是年轻人的。他们就是有反骨，没有反骨，他跟你一样的，这个时代还需要他们干什么呢？我已经多次呼吁了，我对签约作家说希望你们写得不像我们，方方主席也多次呼吁，你们要打倒我们，要写得不像我们，70后、80后太乖了不行，不能写得像我们，50后作家的优点就是不学40后，不学30后，道理很简单。尤其是80后，你为什么要学50后那样写呢？作为主编，应该有容忍度，要识货，我们举简单的例子，你要识货你的刊物就会精彩，就会焕然一新。像方方办《长江文艺》，刘醒龙办《芳草》，过去这两个刊物是没有他们上任后这么火的，为什么他们一上任，《长江文艺》和《芳草》就会名声鹊起呢？答案显而易见，他们识货，知道什么作品好，什么作品不好。

第二点：公平无私。

文学跟社会一样，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可以做到相对的公平，每一个作者都在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没有不抱怨的，但到后来你不抱怨了，那是获得了一定的肯定之后，在没获得肯定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抱怨的。他们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对，就是文坛是不公平的，要承认这个现实；说不对呢，还是要自身找原因，是不是你的作品不够，我认为文坛不会埋没人才，特别是写小说，诗歌有可能，因为诗歌是一个圈子的文学，在一个诗歌圈子里面，大家互相欣赏，小说是不会被埋没的。

我长期有这个观点，我自认为我是一个例子，我一个跟别人不打交道的人，埋没了么？过去有人为我抱不平，说写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文坛不承认你，是文坛第一冤案。我认为不承认正是因为你不够。有人说那你过去船工系列，郎浦系列都写得很好。错，写得并不好，现在看起来写得很不好，别人不承认你是对的。如果那样一些作品被承认了那是害人害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只要你到了那个份上，文坛不会埋没你。现在是实用主义时代，过去有那种热血编辑，现在依然还有，你写了很好的作品，也有可能不认识编辑发头条，发大刊，你可能被几个选刊同时选载。对一个地方来说，要推出作者来的确要做到无私和公平，因为大家老是认为文人相轻，因为都是同行。我的父母亲是裁缝，小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裁工师傅都是互相“水”生意的，我很小就听到“同行生嫉妒”这句话。文坛更甚，因为都是文人，一个笼子关不得两只叫鸡公。我们很多主编，很多都是搞文学的，文人相轻，也有文人相亲，是亲近的亲，这两种，我更倾向于后面。但你不能说他完全亲，他是亲一部分人，这种就是小圈子文学，毫不客气地说各个地方都有小圈子，这种小圈子是很害人的，他面临的就是：我欣赏这些人，是我发现的，我培养的，很听我话的，很抬举我的。我是这个地方的老大，我就只发这些人的作品。完了，你这个地方就没有公平可言了。另一部分人就因为你的轻视，你的疏远埋没掉了。现在这个实用主义的时代，诱惑很多，对于一个主编来说都是难免的，别人给我送了烟啊茶叶啊，周末还请你去钓鱼，吃农家乐，这些人给你作品你发不发？另外的人，从来不跟我打交道，不往来，这两批作者的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发谁？最好是一个女作者来请我，晚上我和她共进晚餐，这件作品我就发了，不然的话我不发。我听到有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编了几十年，发了一些作品，小孩过十岁的生日，把他的通讯录所有的作者找来，盛况空前，搞几十桌，过去我发了你一篇豆腐块，现在你要还我人情。这太恶劣了，何必呢，一个不就上你二百块人情吗？不得了了？发财了？不能这样，会被别人看贱。我认为，这属于权力敲诈，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我说我碰到过很好的编辑，也碰到过很不好的编辑，说起我们的写作史都是一部苦难史。我写诗的时候，西北有一个编辑，只要给你发一首诗就要你给他寄邮票去，各种当时的纪念邮票。我当时都是跟他寄的四联票，当时的猴票，8分一张，四联张也就几毛钱，当时发一首诗大概就是几块钱的稿费，买几张邮票也可以。我想这个编辑跟全国的作者可能都开口要了，就他的猴票都不得了了，几百万算什么呢，太恶劣。还有的主编找我要过年的腊鱼腊肉，你要买，还得坐一天的长途车送来。一些刊物的主编和编辑他掌握的权力很大。我在《芳草》当了近6年编辑，我失眠比较严重，不喝茶，那时候别人送我的毛尖我是用来沤肥浇花的。一个编辑茶叶喝不完，后来我不搞编辑了，没有任何人给我茶了。有一个作者，跟我关系很好，人也很老实，过年之前给我背来了一块野猪肉，蛇皮袋子背来的。我说我现在不搞编辑了，我不能要你的，无功不受禄，我给他写了一个地址，我说你赶快送给某某。他说陈老师，我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知道你现在没搞编辑，我是为了感谢您。我原来发过他几篇作品，说是来感谢我的。我说这不能要，你这一块肉可以再发一个作品，我是觉得基层作者不容易，结果我硬是让他送给另外一个人了。

所谓无私，就是对一个地方的文学要有一种责任感，要有一种责任心，不能顺我者发，逆我者毙。如果你看到比较有争议的作品，找另外的人去看一看，说这个作品我不能接受，你们来看看，最好找个年轻点的来看看。因为年纪大，有固定的审美倾向了，你作为一个主编是要容纳各种各样的东西出现。还有就是容忍，因为现在有一些作家，80后的比较自我，他不是不跟你打交道，他是不善打交道，他们因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性格比较怪，我行我素，独来独往，没有交际能力。我们签约作家中也有，这种人怎么办？很自我的一代，你能容忍吗？他就是这个性格，他从不给你发个短信，你下届就不签他的约了？他依然优秀啊，不仅给他签约还给他出书。

第三点：理解作家。

我觉得仅有懂行和无私还不够，还要理解作家。要对他的作品去深入理解，要对他的人深切的理解，一个人他为什么这样写，他的作品为什么是这样的风貌，与这个人的经历和内心有关，不仅仅是看这篇作品，通过作品我要看到一个人，去理解一个人，去走近一个人的内心，走进他的世界，这样你作为主编才会少一些遗珠之憾。因为“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写作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熬更守夜，搞出一个作品来你不问青红皂白把别人毙了，跟作者打交道要有感情投入，这种感情投入就是要理解一个作家的甘苦。有一次在易飞的作品研讨会上，我讲了一句很粗俗的话，不养伢不晓得X疼。一个作品研讨会也还是要理解作家，不要老是说作家作品的缺点，让别人难堪。我不是说要一味地说作家的好话，有些评论家是很有个性的，在这种氛围之下，好像都去说这个作家作品不对的时候，作家的内心会非常的沮丧。我辛辛苦苦写这么多作品，是希望得到大家善意的首肯和鼓励。不是要无原则地说他好话，你难道找不出他三个优点吗？仅仅找出一大堆的缺点来表明你见识的不凡，那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写作者更要鼓励，大家的生活没什么问题，都有单位，但我接触了好多下岗工人写作的，农民写作最惨。有的为写作倾家荡产，老婆离开他了，房子也卖掉了去出一本书。生活这么苦，很多写作者就是为了改变他的命运，想表达内心，让人承认自己的存在。马尔克斯说我写作什么都不因为，我写作就是为了让我的朋友们更加喜欢我。说得多好啊！许多作者也不求什么，他明明知道写作是没有前途的，哪里有什么前途，基层的作者，他不就想在当地圈子里得到承认，因为他太过卑微了，人都是想得到更多的承认以后，也能活得像模像样一点。他也不是想去写作赚几个钱，他出一本书还要自己掏钱，所以我们要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关心他们。

对于作者来说，精神的鼓励非常重要，还是要讲到我的老师陈善文。我写过至少两篇文章来怀念他，他是我们公安文化的大功臣，我们当时发作品，发诗歌，他有一个本子，每一个作者他都有一段话，放在他的抽屉里。我有一次和黄学农（雪垅）到他办公室去玩，他不在，我们就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个本子，那时我还在水运公司当船工，写点小诗。我在他的本子上看到他对我的评语，大约是：此人文字功底深厚，很有前途云云。我看了真是好感动，并且决定要好好写。因为他是《公安文艺》主编，他的话就是金口玉言，给人的鼓励多大啊。而且一个作者的优点还是要靠挖掘的。

我到了文化馆以后，当时文化馆不能写诗歌小说，只能写一些演唱材料，写歌词、快板书。有一次全县汇演，让我写一个节目，有一个人，也是我们的前辈，在那么多人的讨论会上，他竟然说陈应松写的这个节目不能在全县汇演，你只能在乡镇去汇演。当时我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这种不负责任的恶毒话对人的自信心打击是非常之大的。但是好在有那位陈善文老师，他说你们只管写你们的小说诗歌，不要写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是成不了气候的。我要是听了另外的人，继续钻研演唱材料、故事和歌词，不然的话我现在还是在公安县文化馆编演唱材料。要知道，你一句话，对一个人的打击有时候是致命的。要理解，作为前辈，要谨言慎语，鼓励为主，只能给他们添柴火，不要给他们泼冷水。

第四点：戒妒敬业。

职业编辑不存在妒，他不会去嫉妒作家，但身兼作家和编辑双重身份的要警惕。大家觉得可能我没有啊，但是你在自觉与不自觉当中会不会有一点？我见到的有些是作家的编辑对作家充满热情，我前面遇到的韩作荣老师他是著名诗人，还有《十月》的宁肯，是著名作家。我讲的嫉妒，是人性的弱点，每个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对作家同行来说，如果你跟他同等水平他就要提防你，如果你落到我手上我是不会让你比我风光的。我也碰到过，当着面说你的作品好得不得了，背后就说你的作品不好，他不否定你所有的作品，否定你给他刊物的作品。但是他说这个作品不好，可这个作品马上在选刊选了头条。

每个岗位都要敬业，敬业就联想到信仰、信念、责任、使命等等，但主编敬业应该还是对作家创作的尊重。曹禺写《原野》时还是个大学生，有文章说是巴金从字纸篓里捡出来的，一看，这个剧本好，结果成了现代文学的6巨头巴老曹鲁郭茅之一了。你想一想你不敬业的话，那现代文学就是残缺的。有些是分配来的，他也敬业，每天八小时，辛辛苦苦的看稿子，反正八小时到了我就下班，这期刊物我编出来就行了，心态就是四平八稳、但求无过。这些刊物栏目的设置、装帧和排版，都是平庸状态。但是也有很多很好的包括内部刊物、民间刊物，非常敬业。像《土家族文艺》、《荆州文学》、我们公安的《三袁》，也是获得省优秀期刊奖的。我说敬业，要有争办最好刊物的决心。现在文学刊物因为纸质书籍都处于式微阶段，慢慢在衰落，不像80年代，一份文学刊物可以发行几十万份，上百万份。现在的许多文学刊物没有阅读价值，寄我的好多没开封，马上转手卖给收破烂的。而恰恰有些内刊是我喜爱的。《神农架文艺》、《三袁》、恩施的《清江》、《女儿会》这都是我喜欢的刊物，因为里面有很多关于民俗方面的东西。而小说诗歌散文，可能就是一堆大杂烩，人情稿，应酬稿。

我收到的一些民刊，外省的不说，本省黄石的《后天》，江雪一个人办的，还有我们公安的《湍流》等，都办得非常好，非常纯正地道，有思想性，独立性，这样的刊物我是要永远把它保存下去，而不会卖给收破烂的。这种刊物有一种为申张艺术的尊严，为保卫艺术而战的精神，为文学献身的勇气在里面。它是不顾一切的。我们是体制内的，我们有上级的要求，领导盯着，得找很多理由来拒绝民刊的办刊理念，但是我们不能拒绝他们为艺术献身的精神，这是纯粹的文学精神。要敬业就要承担风险，就要有牺牲精神。民刊并没有煽动什么政治问题，它是纯艺术的，它下了功夫。很多人都在大量地收集民刊，为什么？太好了。其实我们作为主编可以说服当地的官员，文联、宣传部的领导，我们要坚持我们的想法，在湖北办出一流的刊物。胆子稍微要大一点，要冒一点点险，要有担当，特别是对有争议的作品，你故意发点有争议的作品有什么不对呢？立此存照嘛。你再发表点正方意见，评论家再发表点反方意见，这不就平衡了嘛。

第五点：强力推介。

作家是靠刊物推介出来的，毫无疑问，百分之八九十的作家要靠刊物编辑才能出来，我们新时期湖北文学的主力军大多是从《长江文艺》起步的。现在一个刊物推出一个作家非常之难，因为现在不是文学的时代，强力推介一个人出来也非常之难，除非你是《人民文学》。我不赞成市州的刊物发外地作家的作品，有什么用呢？这样会分散你的精力，你的任务就是推介本地作家的作品。我的《新作家》说得很明确，现在全国各地向我们寄稿，不发，我只发本省的，我就是要发现湖北未来的作家，以青年作家为主。这样有一个好处，可以集中精力。你本地的作家，哪怕你的力量微弱，但是你在你的刊物一年去推介两三个，总会有效果的。地方刊物又不存在一个创收的负担，一期发一两个作家，全发他的作品行不行？这样推介至少在你这个地方这个作家就站住了，不然你不能提高这个作家的能见度，你今年跟他发一篇，明年跟他发一篇，这个作家在当地都出不来。你可能考虑到，我这个地方作者太多了，让大家都有上版面的机会。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他一个，平均分配，这可不行。要在一地形成一个氛围，要有为好作品喝彩，为好作品击掌叫好，为好作家欢呼这种氛围。氛围是靠我们营造的，主要是靠刊物。当然你也可以推一个群，我认为有些群是靠你制造的，不是说真是你自然形成的，你当地有个什么作家群你就可以打造。李敬泽也跟大家谈到了，他在《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弄得风生水起；《钟山》推“新写实”；《上海文学》推先锋小说，都有它的主导，一定要主推，不能让刊物成为万精油。

强力推介还是靠发现。因为你推介谁呢？我前不久看了一本书，讲作家关于他们的投稿经历，我看了真的内心不是滋味，但是好在他们是写出来了。像迟子建的第一个小说《北极村童话》，好多刊物全退稿，她当时只是一个师范生，后来成为经典。就以我举例吧，我前面讲过我的小说《雪树琼枝》，最搞笑的跟王安忆关系比较好的，上海的一位编辑，给我来了一封信，是约稿信，他说，王安忆在上海的几次会上提到你的《雪树琼枝》，这样好的小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呢？我看了只有苦笑。我这个小说最初就是投给她的，她看都没看或者看了几行就给毙了。我又不好明说。她当时的心态，可能就是觉得你陈某某名气不大，写不出什么好小说来。作家这种不被人发现的苦恼太多。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是在一次笔会的时候被朱伟发现的，她的这个小说于是在《人民文学》上发了。我1986年写的短篇《枭》就是朱伟发的，我当时也不认识他。像阿来的《尘埃落定》，当初投给十几家出版社，每投必退稿且全是铅印退稿信。还有麦家的《暗算》，也是投了十几家出版社全退稿，现在也是很火的经典。这些大量被退的小说都获得过鲁奖和茅奖。

强力推介，一个编辑要有持久的热情，我认为现在很难。一个人长久地喜欢一个东西很难了。但是你对一个作家你抱着持久的热情的话，你一定会强力去推介他，可悲的是现在的编辑、主编们，精神都不集中，很淡定麻木，不像80年代，充满着对文学和作家发现的热情和激情。我在神农架办青年作家创作读书笔会的时候，《小说月报》原创版的副主编邓芳，她说现在看稿子，一进办公室就头皮发麻，看小说看到令人恶心的地步。现在的小说不好看，不好读，没有冲击力。你想想，《小说月报》的原创版，给她的稿子都是成名作家的好稿子，她头皮发麻，恶心，那基层刊物看的稿子可能更恶心。怎么办呢？你还是要把好稿子沙里淘金选出来，还是要去发现作者，保持对文学的热情。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个北京的编辑说，今天看了一天的稿子，看得头昏眼花，快下班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一篇好稿子，眼前一亮，然后在编辑部传阅。这就有激情，看到一篇好稿子的时候，整个编辑部会欢呼。终于没有辜负我的一天八小时，这样的激情要保持，这才是好编辑。

以上五点，纯属跟大家交流谈心吧。大家都是文坛中人，你们见证了湖北怎样成为文学大省的一个历史。湖北虽然是文学大省，但也有青黄不接之虞，这种担扰是存在的。除了靠作协的各种努力，靠文学院的签约，还要靠刊物来发现新作家。每一个县市都是大有可为的，可以做更多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多办采风笔会，采风笔会有什么好处呢，一是把这些作者凝聚起来，让大家增强写作信心，写作者都像是大兽，独心独肝的，不像羊群一样扎堆，大家都呆在谁也不知道的角落在写，在苦思冥想。搞一个笔会去采风，他们有一个身份认同和确定的意识，感觉基本上受到当地的承认了，会给他一种鼓励。大家呆在一起多了，会形成一个沙龙式的圈子，大家一起谈文学，即使不谈文学我们做个好朋友，也是一种互相的关照，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还有作品研讨会，比方说这一期有个什么样的作品，搞一个小型的作品研讨会，到一个茶社、咖啡厅这样的地方，以这种比较高雅的形式，大家一起对某一篇作品进行讨论，讨论出什么结果不重要，只要大家以这种方式多聚，这个地方文学的氛围就浓了。还是要靠主编来邀、也有很多主编是常务副主席，主席。再就是可以跟大刊联合，举办一些笔会，跟文学院联合开作品研讨会，我们都支持。

再是多与周边地区进行联系，发挥各自的地域优势，湖北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它有不同的文化形态，网上段子很多，说襄阳说起来是湖北的，实际上就是河南人；恩施，就是重庆人嘛；荆州跟湖南的饮食习惯，风土人情一样，土语跟常德一样，同地域的可以跨省联合举办活动。像我们公安文化系统就跟湖南安乡、澧县，华容都有紧密的联系。这样的交流很重要。比如我们荆州荆南三县，也可以搞联谊，这三县出了很多作家，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可以探讨，可以研究。要互相走动，比方说，这三个县市的刊物可以共同办一个栏目叫“荆南三县作家群”。包括一些城市，可以搞城市文学大联展，我们一起来开个笔会，大家轮流坐庄，这样就壮大了声势，让文学更加活跃。像我们《新作家》就与许多地方搞过几次笔会，每次都为当地写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前年我们在恩施办笔会，我写的《恩施大峡谷记》、《土家摔碗酒》，当地很喜欢，上次恩施文联换届的时候，王海涛书记指示给与会者每人发了一份我的《恩施大峡谷记》。如果没有笔会，就不会写这些文章。

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刊物为中心，以刊物为根据地，可以把一个地方的文学搞得风风火火，刊物对一个地方的作家有足够的凝聚力。刊物是一个地方的文学符号，是文学的化身，是一个地方文化的形象展示。有一个刊物这个地方形象就会不同，什么是文化，文学就是文化的最高成就，你整个地方的文化就是用文学刊物来展现的，也是一个地方文学实力的显示。

                （根据 2004年4月20日在湖北省文学期刊主编培训班上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