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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斯奈德被称为“垮掉派运动”的亨利·梭罗(金斯堡被称为该派的惠特曼)。20世纪50年代初，他一边做护林员和伐木工，一边去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日语和中文。60年代与金斯堡和费林杰蒂一起参加了左翼活动。1967年1月，他参加了旧金山嬉皮士最初的集会。
斯奈德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有着很深的浸润。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来到日本，在京都的一座寺庙里修习了三年禅宗。60年代他又在日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主要作品有《碎基石》(1959)、《神话和典籍》(1960)、《无尽的山河》(1969)、《偏僻的乡村》(1967)、《关于波浪》(1970)、《龟岛》(1974)等。
1975年获普利策诗歌奖。他还翻译出版了中国诗僧寒山的作品和白居易的《长恨歌》。
中国文化、本土意识与斯奈德
美国当代诗人加里·斯奈德受中国文化影响主要在三方面：一、寒山诗；二、禅宗哲学；三、儒家的入世思想。有人据此认为是“东方诗，尤其是中国诗歌的影响”使斯奈德在垮掉派中一枝独秀。
事实并非如此。在斯奈德与中国文化对话的过程中，他的本土意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个人身上分别表现为时代意识和个体意识，包括体现在个体意识中的阶级意识。对斯奈德来说，民族文化意识来自美国文化传统和美洲印第安文化传统。他用中国《诗经·伐柯》中的诗句“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来比喻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一种规范在塑造一代又一代新人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宣称造成他这把斧柄的“美国斧子”有惠特曼、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罗伯特·弗洛斯特、王红公、华莱士·斯蒂文斯等。的确，斯奈德翻译寒山诗有时就像庞德译汉诗一样，有目的地进行改写。王红公的西部山野诗为斯奈德接受并融会寒山的“野性”铺平了道路。(但斯奈德并非像某些中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王红公的“门徒”。)惠特曼的泛神论与庄子的契合之处成了斯奈德接受禅宗影响的中介。梭罗在沃尔登湖的隐居生活为斯奈德后来把西艾拉·内华达山当作寒山并在该地隐居伏下了契机。美洲印地第安文化与中国古代神话共有的萨满色彩则成为斯奈德迅速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催化剂。至于本土意识的另一方面，即个体意识，则是由个人的经历和生活方式决定的。斯奈德从小与印第安人有接触，在大学学的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印第安民谣，深受印第安文化熏陶。读大学时还研究马克思主义，由关心社会发展到关心整个人类，这一点使他很容易接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
总之，在研究和借鉴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加里·斯奈德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本族文化特点作为参照项，或者作为接受外来影响的中介，或者作为选择器以决定取舍，本土意识在文化对话中起着制约作用。
2008年度的美国露丝·里利诗歌奖授予著名诗人加里·斯奈德，同时他还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奖金。该奖项是目前美国最享有声望的诗歌大奖之一，是由美国最负盛名的、创办于1912年的诗歌杂志《诗刊》组织评选，药业巨头露丝·里利1986年创设的。《诗刊》主编克里斯蒂安·魏曼在宣布这一消息时称：“斯奈德本质上是当代一位虔诚的诗人，尽管他并没有将自己献身于某个上帝或某种生存方式。他的诗既是人与神圣自然关系的一种圣约，又是对我们一旦忘记这种关系必然遭受惩罚的一种预言。”这是斯奈德继1975年度普利策诗歌奖和1996年的伯利根诗歌奖之后获得的又一项重要诗歌大奖。
加里·斯奈德1930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在他两岁的时候，一家人因经济大萧条移居美国西北的华盛顿州基萨普县。在那里，他们养鸡、养奶牛、还经营着一个小果园。斯奈德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使他早早地意识到当地居民同自然之间的不可分割的传统关系。这种对自然的理解不仅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也反映在他未来的政治和环境保护活动中。1942年因父母离异，12岁的斯奈德随母亲一起来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美国西北海岸连绵的群山给斯奈德提供了投身自然的便利，也使他从小养成了登山的爱好。
1947年，斯奈德进入俄勒冈州里德学院学习，四年后，他拿到了文学和人类学两个学位。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与“垮掉的一代”关系密切的诗人菲利普·沃伦和卢·韦尔齐，并且一度同住一室。而且他还在学院刊物上发表了自己最早的诗作。
1953年，斯奈德回到旧金山，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包括中文和日文在内的东方语言。同时，他努力学习佛教禅宗，并且开始攒钱准备远赴日本继续禅宗的学习。他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诗歌创作，还结识了来自美国东部的艾伦·金斯伯格、杰克·克鲁亚克等人，成为“垮掉的一代”的成员。1955年10月，他参加了著名的旧金山“六画廊”诗歌朗诵会，朗诵了自己创作的《浆果宴会》。这次朗诵会因金斯伯格的一首《嚎叫》而成为“垮掉的一代”形成和发展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因此斯奈德也一直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重要人物。
斯奈德虽然融入“垮掉的一代”时间较晚，但他很快对他周围的朋友们，尤其是克鲁亚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直接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两人曾经一路搭车去往加利福尼亚中部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这一经历被克鲁亚克写进了小说《达摩流浪者》，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贾菲·赖德即是以斯奈德为原型的。斯奈德的形象也可以从克鲁亚克对贾菲的描述中略见一斑。他“个子并不高，身高大约只有五英尺七英寸，但却相当强壮、精瘦结实、行动迅速而孔武有力。他双颧高凸，两颗眼珠子闪闪发亮，就像一个正在咯咯笑的中国老圣人的眼睛。而他颌下的小山羊胡，抵消了他英俊脸庞的严峻。”斯奈德还向他提起过自己在荒凉峰上做森林火警员的经历，使得克鲁亚克也进行了同样的朝圣之旅，并且以此为基础创作了另一部小说《荒凉天使》，斯奈德则以雅里·瓦格纳的名字出现在这部小说中。
“垮掉的一代”大多数成员都对禅宗感兴趣，斯奈德显然是其中最为严肃的一个。1955年，斯奈德正式成为一名佛教徒。第二年，在美国著名佛学家露丝·福勒·佐佐木的资助下，前往日本求取佛学真经。在随后的12年间，斯奈德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日本度过，先后在京都的相国寺、大德寺参学，最后又跟其他人在一个小火山岛上居住过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只偶尔回到美国，所从事的只有学习和传播禅宗思想、与佐佐木一起翻译禅宗经典。直到1968年，斯奈德才偕妻子回到美国定居，搬到位于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内华达山脉的山林中住了下来。
斯奈德对中国向往已久，曾深入学习过中国文化。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自己第一次阅读中国诗歌的英译是在19岁。他曾说，中国文化、文学对他的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百分之八十。在中国诗人中，他最钟情于唐朝僧人寒山。与其他美国诗人通过英译来了解中国诗歌不同，斯奈德的汉语具有一定水平，因此早在旧金山时期，他就在著名华裔学者陈世骧的帮助和鼓励下阅读寒山的原作、尝试翻译寒山的诗歌。1958年秋，斯奈德将自己翻译的24首寒山诗，发表在《常春藤》杂志上。1965年，他又将一部分寒山诗与自己创作的诗歌合为一集出版，名为《砌石与寒山诗》。他对寒山的出色译介，加上此前庞德等人对中国诗歌的大力推崇，不但让西方读者接触到东方思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美诗学观。
1984年，斯奈德作为“中美作家会议”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来华访问，终于圆了他三十多年来的梦想。在华期间，他专门带上他的在上海出生的日裔妻子，同金斯伯格一起前往苏州寒山寺，因为他们相信寒山曾经在这个地方出家修行。尽管中国史学界对历史上有无寒山其人、寒山是否在苏州归隐的问题并无定论，但对于这些来自美国的寒山崇拜者来说，他们并不在意。斯奈德将自己的寒山诗英译本赠送给寒山寺住持，还当场题诗一首，名为《枫桥边》。
对于斯奈德的“垮掉派”这一身份，学者们有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斯奈德更多的只算作“旧金山文艺复兴”的一员，应该比“垮掉”更为准确。斯奈德本人对“垮掉”的头衔也有所保留，他曾否认自己是一个“垮掉派”诗人，但是，在“垮掉的一代”形成以及发展的早期，他与“垮掉的一代”主要成员关系密切，另外，尽管斯奈德早在1956年便与“垮掉的一代”分道扬镳，自己孤身前往日本，但双方仍保持着密切联系。1984年，他又与金斯伯格一道来华访问，似乎再一次印证了他“垮掉”的身份。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场合，谈到“垮掉的一代”时，斯奈德总是用“我们”一词，而不是“他们”。
斯奈德与金斯伯格等“垮掉的一代”作家一样，思想激进、关注社会问题。从诗歌创作来看，斯奈德也与“垮掉的一代”有相似之处，如他也在诗歌中表现嬉皮士那种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也会求助于直觉、梦境、宗教、神话甚至毒品。但他也明显与金斯伯格等“垮掉派”诗人存在着差别。金斯伯格对社会的关注集中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上，而斯奈德则更关注生态问题；在诗歌中的表达方式上他也与金斯伯格声嘶力竭的“嚎叫”完全不同，斯奈德是在对自然生态动人描写的基础上，展现了自己独特的一种多元生态思想，从而使自己成为最富激情的后现代时期的“环境主义诗人”。
毫无疑问，获得多项诗歌大奖的斯奈德是一位成功的诗人。进入70年代以后，他则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位生态诗人和生态勇士，被称为“当代的梭罗”。斯奈德是一位出色的生态诗人，他的诗歌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在于其完美的生态价值。他在自己的诗歌中教人们如何观察大自然以及大自然中的人类，他通过描写大自然中的万物，让人们看到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环境保护主义与绿色运动兴起，斯奈德很自然地成为这个运动的诗歌代言人。
斯奈德的生态思想，可以看成是东方传统文化、禅宗思想、对自然和原野的热爱、对体力劳动的推崇等多种因素的结合体。斯奈德所译寒山的诗歌就全部是描摹自然、赞颂隐逸生活的作品，与斯奈德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情趣正好相符。
斯奈德主张生物多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美国“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念。利奥波德在他的名著《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土地伦理”的思想。他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的共同体中。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在这个共同体内，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土地伦理观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着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斯奈德则将这种土地伦理观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正如他所指出，在自然界，“最受无情剥削的阶级是：动物、树木、水、空气、花草”。但其实生命无等级之分，石头与小草的生命和爱因斯坦的生命一样美丽、睿智而又有价值。
斯奈德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对自己的田园理想进行充分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位返归大自然的身体力行者。在美国文学史上，这种热爱田园生活，向往大自然的情怀源远流长，最具代表的当属梭罗。作为“人回到大自然中去”主张的身体力行者，他曾经于1845年到1847年独自一人在康科德附近的沃尔登湖畔度过的一段隐居生活，欣赏自然中四时的变化，享受户外劳作带来的乐趣。而斯奈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着类似的体力劳动。他从日本回到美国之后，曾先后做过伐木工人、森林火警员、海员等工作，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同时也为自己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充实的素材。
1972年6月5日，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一百一十三个与会国通过了力图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和《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在环境保护事业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斯奈德作为与会者，亲身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不再“垮掉”的斯奈德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生态主张，身体力行，为世界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成为“美国二十世纪最有贡献的生态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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