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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批判与创作
──在武汉大学的演讲
许多前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一路走来、一路批判、一路丢弃。当然,这种批判、丢弃是有条件的,否则,将是一个无知虚妄的自大狂者的瞎胡闹。若想成为一个严肃的而有成就的新诗创作者,恐怕只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除此以外,我真的想不出别的捷径。下面我们将带着这种看法粗略的审视一下汉语新诗。
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日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以诗而发端的。那时,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著名的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就住在中国北京,他目睹了这一时期新诗的兴起及其空前发展的盛况,他为中国新诗奔走呼号,甚至为推举中国新诗健将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不辞辛苦,而不遗余力。而中国文化界也实在雀跃兴奋了一阵。至于那健将该不该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另外一回事,我个人还是赞成中国诗人获得该奖。那个时候能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无可非议的是今天派诗人的创作。
今天派的诞生是很不容易的。共和国一建立,就实现了高度的统一,虽然那个时候香港澳门没有回归,台湾还孤悬在中国东南一角。但并不妨碍国内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运动中虽然有人思考中国问题和人的问题,也思考过真理问题,但盲目的崇拜是可以将真理践踏而遗弃到垃圾堆里去。及至邓小平执政初期,中国国门才算打开了一道缝隙,昏昏然的国民仿佛从缝隙中看到了点什么,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早已懂得了什么。此时,今天派诗人借助诗歌来反思中国,反思人的本质问题。他们由地下秘密写作、交流转入公开写作和集会活动,待到他们公开出版诗集的时候,整个北京城几乎沸腾起来了。稍后的是大江南北,华夏西东全部沸腾起来了。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复兴的一种表象,从当时中国文化界给他们诗命名为“朦胧诗”,就知道个中的严重问题。这种命名的无知,就象中国文化界给屈原、李白命名为浪漫主义诗人一样令人作恶。
今天派诗人,第一号人物自然是杨炼,第二是北岛,第三是顾城,再就是舒婷、江河。舒婷在当时,被看作第一号诗人,顾城被看作第二号诗人,其实这两位的通病是肤浅,其区别是舒婷保留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新诗的肤浅,而顾城是移植了西班牙语、法语的超现实主义诗歌的肤浅,还有翻译过来的俄语诗的散文化倾向于他的不良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白的是早期超现实主义诗是这样的,但洛尔迦的作品单纯而有深致,我们不能视为肤浅。后期有阿莱桑德雷、埃利蒂斯、帕斯等写出深沉有力的作品弥补了这一流派的不足)。北岛诗在当时还算得上深刻、严谨、有力,他吸取了法语尤其北欧诗歌的冷峻。事实上,北岛的深刻严谨都不是那样到位,读完最终还是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作为一位大诗人其致命弱点是小气、拘谨。杨炼是我认为最有才气的一位诗人,他的《诺日朗》是新诗百年来最好的一篇汉语诗歌,其另外杰作《自在者说》和《与死亡对称》一样有其不朽的价值。在这两组诗中,杨炼企图建筑一个杨炼时空,可惜的是杨炼在组诗的单篇中,为了新奇,为了诗的建筑美,雕塑美,有时词语还不精确,诗句还不自然,往往造成一种断裂感,否则这诗在汉语诗中当属空前绝后的尽善尽美的伟大作品了。今天派诗人,顾城已死。活着的今天派诗人,我最为惋惜的是再没有看到他们创作出好诗。
较今天派稍后点的写诗者,今天派几乎是一夜成名,万国的荣华加之于一身的奇迹,仿佛一针************注射在他们身上,他们极度兴奋,满心憧憬,不管自己学不到数理化,不管自己学不到经济学和哲学常识,不管自己学不到语文的字词句段,更不用说简单的外语,不管自己考不取大学,反正写诗是没有谁要盘问你有没有文凭和证书,何况今天派诗人就没有上过大学。还有国外马雅可夫斯基也没有上过大学,叶赛宁也没上过大学,高尔基也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也出版过诗集),而且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上过大学的优秀人才更是多如牛毛。他们想到这些,一种无知的自信就象魔咒中的护身符挂在喜气洋洋的额头上,到最后就明目张胆地说“我写作,就是不读书”,以至到“无知者无畏”的程度。所以,那时有旁观者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更有人说“文从扯淡出,诗从放屁来”。在那个时候,那些写作者,他们就更不管自己阅读过几篇中国古诗词,几部中国古代小说和戏剧,几则诗话和词话,更不用说六朝骈文和汉赋了,也不用说《论衡》、《史通》、《权书》、《黄书》、《噩梦》、《读通鉴论》和《日知录》、《明夷待访录》,也不用说《资治通鉴》和前四史了,更不用说先秦的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了。至于大西洋两岸的文史哲,政治、经济、数理更是一无所知。他们也无心去知,反正是黄金满地,甩开赤膊努力干就是。他们来到中国大大小小的报刊和诗社之下,朝着中国诗歌一哄而上,其热闹劲儿比当时深圳股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在这名利赌博场上,许多人输得凄惨凄凉,但他们发表一些小玩艺儿还足可以在大街小巷招摇撞骗的;现在,只有少数几个赢家还在这破败的诗坛上四处溜达,过着诗歌名星的日子,尽管他的诗创作已经破产。必须说明,这一时期写诗者也有一批人是中过秀才或举人的。这一时期诗之结束是以海子的死亡作为标志的。
如果我们把目光再投远一点就知道,中国新诗自其一孕育诞生时,就没有解决好中国古诗遗留的问题。哪些该继承发扬,哪些该剔除摈弃,中国诗作者并没有全面认识。即使局部的认识,如果不站立在今日世界诗史上恐怕也认识不清楚。因此,中国新诗近百年还逃不脱意境说、神韵说、性灵说的魔障,甚至许多人还逃不脱形式上的韵律美学范畴,逃不脱形式上的重歌复沓、句式整齐、字数大体相等而且带有歌的情调的东西。与此同时,中国诗人在接受西方诗歌时只不过在形式上继承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和象征主义诗歌的一些皮毛,错误地理解浪漫主义诗歌的口语,简单的运用象征手法,而在本质上许多人接受的是十九世纪末期浪漫主义诗歌的冗长乏味,以及机械的模仿苏俄诗和惠特曼的诗,模仿泰戈尔的诗和歌德的诗。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是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朱湘、谢冰心等,我们的文学史给他们大书特书,其实他们只有一两篇好诗,其中差者没有好诗,佼佼者也只不过三四篇好诗。大体上可以说,他们或者是满足小布尔乔亚情调,或者是满足自已成为一个所谓的诗人的虚荣。从今天的角度看,他们的诗作实实在在没有多大的存在的价值,尤其是艺术方面的。稍后略微可以的诗人是艾青和穆旦,此后到今天派之前几乎没有可提的诗人。今天派过后乃至现在的诗写作者多半是一副窘相,在这里我不想提出名字,因为他们不值一提,如果不相信,翻一翻二十年来的《诗刊》这个部落群的作品就知道。必须指出,这个部落群从前的作品更是不堪入目。他们触及现实不是诗,不触及现实也不是诗。或者是诗,也是浅层次的,浅得几乎叫做贫乏。总之,他们不知道诗存在于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诗怎样写。写诗者如此,而中国知识界也大惑大谬,一是盲目的厚古薄今,一是盲目的凭着个人偏僻之瘾和狭隘的恩恩怨怨乱褒乱贬,好坏不分,颠倒是非,最终是颠倒了诗的价值。一些愚蠢的编辑更是如此,这些编辑中最可怕的是诗刊编辑和教科书编者。尤其是教科书编者,因为他们把大量劣作编入教材,不仅仅是小学初中高中教材如此,就是大学教材也不例外,他们不是毒害一个人,而是毒害一代又一代整个中国的青年,当他们与考试权结合在一起,其毒害之深更是人们难以想象到的。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走出来的读者,他们对诗的认识是:有点意境,有点朦胧的,有点哲理想象,有点淡淡哀愁,而且语言流畅,音节符合孱弱的娇喘。大体上中国读者的阅读能力就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他们向诗要求自我原谅,自我撒娇,正面道德价值,既巧慧又脆弱又可怜的小青年情调。有这样的读者,有这样的读者日后成为中国文化精英分子,有这样的读者日后成为诗的写作者,中国诗歌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况且这其中许多写作者还动机不纯。
所以我们对中国现当代诗,一定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千万不能去跪着读。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有大无畏的勇气去否定它、丢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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