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染枫叶红 (当代官场小说)

　　年底，是查案工作的淡季，算算账今年的案件数量已比去年增长了10%，目标已实现，再查案就要增加今年的案件基数，给明年查案加大压力，同时，年底立案，当年结不了案，会影响当年的结案率。检查室人员就利用这段时间，到公安、工商、审计、银监等执法监督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去排查线索，寻找案源，为来年查案作好准备。

　　

    年底又是机关干部职级晋升的时期。职级是现在机关干部的身家性命，谁提县处级干部了，谁还是科级干部，他们平日关注的就是这个焦点问题。因为职级代表的是待遇，当上了县处级干部，就能配备小汽车，家人、亲属也跟着沾光；小孩上学，从幼儿园到高中，都上最好的学校，职级再高的，大学都是保送，毕业后也是选调进机关，不用进行公务员考试；就连每年的体检项目，不同的职级也不相同，地市级干部检查五项癌症指标，科员只查一项，县处级以上干部做胸部CT扫描，科级以下干部只能做X光检查。职级更是权力，在现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行的年代，权力就是金钱，有了权力，就能拥有一切，家里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什么都不用花钱，正如老百姓所说：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碰，烟酒基本靠送，住房基本靠贡。其实还远不止这些，就是小孩学习，也是学校最好的教师在节假日来家做义务辅导。

    市纪委干部正常是两年晋升一级。淮海1976年在地区医药公司任储运科副科长，后来又到黄海商校任教务科副科长，都相当于机关的科员级别，1991年到市纪委两个月后，任科员级助理纪检员，他在这个级别上已15年。和他同时进市纪委的共有8人，夏家俊原是乡镇团委书记，也是科员级干部，还有两个部队转业干部，一个是中校，另一个是少校，其他4人进来以前都是办事员，其中有一人还是工人性质，8人都同一张文被任命为科员级助理纪检员，到1992年年底，任职时间还不到两年，还没有轮到他们晋升，但这次他们当中要有4人提前晋升副科级干部。是哪4人呢？中校相当于团级，少校相当于营级，这两人晋升是肯定的；接下来淮海和夏家俊原先是科员干部，他们也有希望，夏家俊自以为已是“板上钉钉”，对人说“吃糖吃糖”。但另外4人中，有两人在办公室工作，是领导身边人，办公室人员历来都比别的科室提拔快。

　　

　　就在这样的时刻，淮海却做出了两件对他晋级很不利的事：

　　

　　一件是他在党校学习时做了一件被称为“大闹会场”的事。到党校学习的第一天，集中在礼堂里举行开学典礼，市委领导要到场作动员报告。大会应该8：40开始，但只到将近9时领导才姗姗来迟，几百名机关干部就在会场里等他们，淮海感到太不尊重人啦。当市委副书记，挺着大肚子，满面笑容，谈笑风生，在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机关党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等一帮人陪同下，走进礼堂、往主席台上走时，淮海也同时从主席台的另一侧走到台上，径自走到主席台中间，拿过麦克风，对台下说：“请大家看看表，现在是差一分钟9点，领导同志才来，我们大家就这样在这里等着，这样还怎么叫大家遵守学习时间？”台上、台下，一下全愣住了，一片寂静，而后突然台下爆发出一阵掌声，掌声经久不息。淮海在掌声中走下主席台。台上市委副书记脸立即变得冰冷，其他领导也都不讲话，市委副书记对主持会议的机关党委书记点了点头，示意开始，然后在主持人请他做“动员讲话”后，拿起讲稿念起来，念得匆匆忙忙，平播直叙，始终没有歇一口气，没有喝一口水，也一次没有抬头看下面。念完讲稿，领着一帮随员匆匆离开，只留下机关党委具体负责学习的宣传科科长一人在台上，大会结束后，他对淮海说：“你是对的。每次都这样，还叫我们抓考勤纪律。”

　　

　　几天以后，机关党委宣传科虞科长给淮海带信，说市纪委方书记叫他下午学习结束后回去一趟。淮海知道领导要批评他了，市纪委属市委领导，他让市委领导难堪，市纪委领导能不找他吗？方书记问淮海：“听说你在市委党校大闹会场了？”

　　

　　淮海说：“怎么是‘大闹会场’呢？他们太不尊重人了。在部队里迟一分钟都不行。”

　　

　　方书记说：“地方和部队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也要注意方式，现在又不是‘文革’。”

　　

　　淮海说：“如果是“文革”，就不会这样对待他们了。”

　　

　　方书记问：“你在‘文革’时期造过反吗？”

　　

　　淮海说：“我那时还小，没有资格造反，但也整过老师，我们站在学校大门口，老师经过时就叫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不上来就在大门口罚站，但有些老师见我们不是‘红卫兵’，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还叫我们先背。”

　　

　　方书记笑了起来，说：“我们市纪委在市级机关是个模范集体，以后不要再感情用事，各方面都要注意影响。”

　　

　　第二件事，是他在查办案件中顶撞了邵林书记。当年秋天，黄海地区发了一场号称百年不遇的洪水，事后，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的杨洋给省委书记写人民来信，状告公司书记赵立东，在发大水期间，到南京办私事，不组织抗洪，导致农药仓库被水淹没，流进河中，造成全城饮用水严重污染，而赵立东原在市纪委工作，市纪委一贯包庇、纵容他，事故发生后，不追究他的责任。省委书记在信上亲笔批示：“责成该地纪委，对这种擅离职守、无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渎职行为，给予严肃处理。”

　　

　　但淮海调查的结果，却与杨洋的举报情况完全不同。赵立东的确是到南京办过私事，他的小孩扁桃腺经常发炎，就在高考结束后带小孩到南京动手术，在发水的当天就冒着大雨赶了回来，组织抢险，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回家吃饭、睡觉，将靠河边的仓库里的农药、化肥都运到了别处，并没有造成农药流进河里的问题。杨洋打听到淮海的调查结论后，又给市纪委写信，说淮海包庇公司领导是徇私枉法，公司领导是他的连襟。

　　

　　说公司领导是淮海的连襟，也有一点影子，他的连襟就是花枝的大姐夫倪建国。倪建国是扬州人，原在市农资公司当会计，活该他时运到了，想躲也躲不掉，前任市委靳书记也是扬州人，和他的大哥是中学同班同学，靳书记从省委机关调到黄海后，一次专程到公司来看“小倪”，于是市供销社就将他一下提拔为公司经理。但杨洋举报的是公司书记的问题，和倪建国没有关系。淮海认为杨洋反映的情况不实，建议不予追究赵立东的纪律责任。在召开市纪委常委会听了淮海的汇报后，邵林书记说：“赵立东同志也不能说就没有错误，他在这种时候到南京办私事是不适宜的，黄海地区每年秋天都要发大水，他作为涉农单位的领导，对此应该知道。就给他一个‘轻处’吧。”邵林定下了“调子”，到会的其他人员，副书记、常委、各室主任，都表示同意。

　　但淮海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这样的处理太牵强，从赵立东抗洪期间的表现来看，他不仅没有错误，反而还有功劳，是个好同志。不能认为查案处理人就是成绩，没有处理人就不是成绩，澄清事实，保护干部，也是我们查案的目的。杨洋这种人就是恶棍，我们不能对他姑息养奸。”

　　

　　邵林听后没有说话，一时间会议室内鸦雀无声，在市纪委，从副书记、常委到所有同志，还从来没人敢这样对邵林说话。二室副主任孟心洁悄声对淮海说：“老路，不说了，按领导的意见办。”

　　

　　邵林清了清喉咙，说：“大家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众人异口同声地说：“就按书记意见办。”

　　

　　邵林说：“就这样决定了。会后完善证据材料，由信访室立即报省委办公厅。不要拖延。”

　　

　　会后，分管查办案件的常委刘丽玲对淮海说：“你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是省委书记批示的案子，不给个处分不好交待。邵书记也是经过反复、慎重考虑的，只给了个党内警告，也不影响他以后提升和调资。”

　　

　　但是淮海还是想不通，说：“省委书记作了批示，但他并没有一定要给被举报人处分，总要尊重调查事实吧。”

　　

　　刘丽玲摇了摇头，说：“你没有注意那个批示，他并没有说根据调查情况进行处理，而是‘责成我们给予严肃处理’。去年溧水县有个乡干部打群众，中央领导批示中有‘杀一儆百’的话，那乡干部就真的被枪毙了。”

　　

　　淮海也摇摇头，说：“领导批示不慎重，大家又都揣摩领导的意图，宁左勿右，‘以法纪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不成空话了？”

　　

　　陈光宗也来找淮海，对他直摇头，说：“你平时不是不多讲话嘛，今天怎么‘一鸣惊人’了呢？你偏偏在这个时候顶撞邵书记，看来这次提拔没有你的份了。”

　　

　　然而，这次晋升副科级的4人中，就有淮海，没有夏家俊，有一名办公室的秘书。夏家俊不干了，大发牢骚，说：“我和他是同一天报到的，俩人都在检查室，就因为我们的老丈人不是领导干部吧。”主任叫他打电话通知开会，他说：“难道助理纪检员就只配打电话吗？”市纪委在海滨县有一个点，叫他去蹲点，他不去，说：“我就是从农村来的，还蹲什么点？再说，我们又不是副科级干部，不够级别。”

　　

　　邵林知道后，把一室主任叫去，很严肃地批评道：“这种现象在市纪委还从未有过，你找他谈，如果再这样，就让他调出去。”

　　

　　那天下午领导要找4名晋级的人员谈话，淮海上班时顺便到机关医院给花枝取化验单，迟到了半小时，他把自行车推进车棚时，夏家俊也在后面推着自行车进来了，他对淮海说：“今天这个日子你还迟到吗？”淮海没有理他。淮海是个不会敷衍人的人，官场上那套当面奉承、背后拆台的两面三刀、口蜜腹剑的本领，可能他一辈子也学不会。他瞧不起夏家俊这种人，所以平时连话都不愿跟他说。夏家俊是个“上进心”很强的人，他高中毕业后，先在一个公社轧花厂当工人，后找关系到公社借用，然后转正，直至当上了公社团委书记，兴文凭热时，又搞了一个指标，到省供销干校大专班混了一张文凭。他在大专班上学期间，结识了一个同学，此人是他县里的供销社主任，主任的姐夫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于是他又巴结这个关系，被借用到市委组织部。不久，市委组织部在研究将夏家俊等4名借用人员正式调进时，所有的副部长，包括那个将他借用进来的副部长，都坚决不同意将他调进，因为他平时眼里只有部长一人。他未能进市委组织部，部长为了对他“负责”，就和邵林协商，将他调进了市纪委。

　　

　　夏家俊的父亲，在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在商品计划供应的年代，在镇里也算是一个有头绪的人，这对夏家俊个性的形成，起了很大影响，自我感觉极好，事事要占上风，喜欢表现，容易兴奋，也容易沮丧，只要看到有人在谈话，他就要凑过去，问一声“你们又在谈什么高深学问”，然后就打断别人的话，挥舞着手，神经质地像做报告一样夸夸其谈，讲话让人反感，你说东他就说西，喜欢反驳人。

　　

　　夏侯民是分管干部的常委，夏家俊对他特别巴结，和他套近乎，问：“你家是哪个地方的夏？”夏侯民说：“我不姓夏，姓夏侯。”夏家俊说：“一样，一笔写不出两个夏字。”到市纪委第一年的春节，他挨家挨户给领导送礼，但除夏侯民外，谁都没有收。他在送礼时碰到了和方书记住同一个楼梯的驾驶员刘鹏，刘鹏说：“你是给我送礼的吗？来来来，有多少我收多少。”被驾驶员知道的事，还能瞒得住人吗？邵林在领导班子会议上，问谁收了他的东西，并批评夏侯民：“他才来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

　　

　　夏家俊的老婆在黄海县政府办，黄海县政府办主任的爱人，是花枝在会计学校时的同学，夏家俊也不知怎么就知道了这个关系，诞着脸皮请淮海帮忙，提拔他的老婆，当然被淮海拒绝。他又和老婆拎着糕点，摸到淮海家来，也被花枝婉拒。夏家俊的老婆也是个神经质，说话上嘴唇直哆嗦，和夏家俊抢着说话，相互反驳。夏家俊又去找雍大雅和陈剑飞，简直和疯了一样。一次，黄海县政府办主任对淮海说：“剑飞主任打电话找我了。其实我和夏家俊又不是不认识，我在县团委时，他和他老婆都在青松公社团委。不是我不提拔他老婆，实在是他老婆那素质太差。他们这一对夫妻啊，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994年9月，市纪委换届，邵林调到省委任副秘书长，黄海区委书记成高计来当市纪委书记。到底是当过县委书记的，工作风格与邵林不同，抓大放小，工作放手，他说：“如果大事小事都要书记亲自过问，还要副书记、常委干什么？”他对查案工作非常重视，说：“我们是纪律检查委员会，不是纪律教育委员会或干部管理委员会，对干部的教育是宣传部的事，对干部的管理是组织部的事，我们就是专心致志查案。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后，纪委工作头绪很多，但我们的根本是抓查案，‘防病’固然很重要，但‘治病’更重要，社会上究竟是防疫站多，还是医院多。中央要求一线查案人员要占三分之一，我看三分之一也不够，我们现在还不足三分之一，办公室要那么多人员干什么，查案部门人员要充实。”他又说：“湖北有一个地区纪委，实行全委办案，组织部门也是这样，虽有干部科，但到考察干部时，各个科室的人员都参加，我们也要采取这种做法。你们放手去干，有责任由我来承担。”成高计任黄海市纪委书记的5年，是黄海市纪委查案的黄金时期。

　　几年来，淮海在检查室查了很多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有大案要案，也有普通案件。因为整日接触社会的阴暗面，使他对人对事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到纪委工作之前，接触的都是基层干部，这些干部，天高皇帝远，猴子称大王，平时不学习，目无法纪，横行霸道，淮海就是想查查这些家伙才调到纪委来的。而对于领导干部，则有着普遍的好感，他接触不到他们，只是在开大会时听到他们在台上讲话，他对他们的好感，是从对他父亲那一辈的毛泽东时代的让人尊敬的干部的感情中产生出来的。储义民的父亲原是行署副专员，母亲是地区人事局局长，但储义民兄弟4人都是工人，老大还是农科所的农民工，只到他母亲离休时组织主动提出，才将老4储礼民调到报社。淮海家后面有一个老同志，原任地委财贸部副部长兼地区粮食局局长，曾于八十年代中期主持“户粮办”工作，即负责将符合条件的农业户口人员转为城镇户口，但他的老伴和6个子女都是农村户口，他没有利用职权将他们转一个过来。胥晓军的父亲是地区交通局局长，但到省里开会也不乘小车，他所能享受的“特权”，也就是占据了公共汽车上的1号座位……淮海总认为，现在的领导干部也都是那样的干部，现在的种种腐败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可是，他进机关后，经常和他们直接接触，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让他对他们的看法和感情渐渐发生了改变，他所查处的领导干部，几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现象，即工作不负责任，只念念稿子，看重生活待遇和享受，用公权谋求私利，很多人存在着权色交易，既贪婪钱财，又贪恋女色，有情人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最后栽在了女人手中；他们和基层干部所不同的，只是权力更大，因而违法乱纪也更容易，更严重，危害更大，由于群众接触不到他们，因而也更具有虚伪性。在现任的市四套班子中，市委史书记名声很不好，还在他当省粮食厅厅长时，他的任国家储备粮库黄海直属库主任的弟弟，就屡次倒卖国家储备粮，不仅未受到查处，还让他当上了县长。当地政府在他家乡修了一条柏油马路，一直通到他父母家门口，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国兴路”。他的儿子从省城转到黄海中学上高中，在校园里牵着大狼狗，拿着“大哥大”，还被发展为共产党员，黄海中学校长在电视里说：“这是我们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高中毕业后被保送上了大学。市长施光耀贪财、好色，又要钱又要女人，口碑极差。市人大主任奚万岭和政协主席孙志强，都已因贪财、贪色而锒铛入狱。

　　

　　淮海曾去旁听了孙志强的开庭审判。法庭是一个长方形大厅，大厅的最里面是一个有3级台阶的台子。台后洁白的墙上镶嵌着国徽。台上正面有一张铺着绿呢桌面的审判席，后面有三张高背椅，是法庭审判长和审判员的座位，席上放着一柄法槌；审判席下面前方有一张书记员的小桌。审判席两边分别是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席位。面对着审判席，有一道三面围着的栅栏，那是被告人的席位。被告人身后，有一道长长的木栅栏，木栅栏后面的大厅里，坐着旁听的人员，他们显然被法庭的庄严气氛所镇慑，偶尔有人压低声音在谈话。

　　

　　三位审判人员从台子侧边的小门走到台上，神情严肃，其他人员也陆续走上台来。旁听席上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了孙志强和他的情妇身上。淮海早就熟识孙志强，淮海的父亲叫他孙专员。他是一个老干部，16岁就入党，1944年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建国后在国家二机部西南局担任领导，1983年回家乡工作。站在囚栏里的孙志强，个子矮小，驼着背，圆圆的脸上一张尖嘴巴，满头的白发，就像一只斗败却又不服气、还想寻衅的老鹌鹑。他的情妇是一个40多岁、样子张扬的妖冶的女人，烫发，鬓发卷成一个个小圈，抹着厚厚的脂粉，眉毛描得又细又长。孙志强就是栽在这个女人手里的，他在担任常务副市长时，搭上了这个女人，或者说是这个女人勾引上了他，他为情妇倒卖冰箱、化肥、煤炭等计划物资，1988年3月一次就“以煤换电”谋利60余万元。他要情妇分给他一杯羹，情妇骂他贪得无厌，向纪检机关举报了他。孙志强因受贿罪被判5年有期徒刑。当孙志强被法警押着走出法庭、经过淮海身边时，他眼睛看着淮海，大声嚷道：“千古奇冤，千古奇冤，杨乃武和小白菜。”

　　

　　人大主任奚万岭的落马，更是让淮海没有想到。因为奚万岭是一个公认的正宗的马列主义者。他的父亲是个老红军，原在部队任师级干部，他是个“红二代”，“文革”前被保送进复旦大学，读马列理论专业，在大学入了党。毕业后到中央党校任教，后到黄海工作，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经常给机关干部讲党课，那一套一套的革命道理，不能不让人对他肃然起敬，在淮海心目中，他是机关领导干部中难得的一个有德有才的正人君子。他又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领导，不像别的领导干部架子大、不睬人，他都主动和人打招呼，也肯帮人办事。他还是一个著名的“节俭书记”，常常一日三餐吃稀饭、馒头，经常穿一套灰色布衣，戴一顶无檐圆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儿子在外地上大学4年，他总共只给了3600元生活费，甚至不如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家里的电器总共不超过万元。经常念叨物价上涨，过日子不易。就在他被查处之前的一个多月，一天晚上10点多钟，刘丽玲正在市纪委小会议室召集二室几人讨论案件，他走了进来，说：“哎呀，你们纪委干部真辛苦，晚上还工作。现在腐败现象真是不堪入目，你们要好好查查。我真是不明白，党和人民给他们的待遇已经很高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就没有什么欲望，吃饭、睡觉、看书，顶多就是每天晚上洗把澡。我这会儿就到招待所去洗个澡，然后回家看书。”听说他的爱好也是看书，淮海对他产生了一种亲近感，现在还有哪个干部喜爱看书，尤其像奚万岭这样的领导干部就更少，每天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在酒桌上，然后在牌桌或舞场上，最后到情妇的床上。几天后，淮海去拜访了奚万岭，送给他一套四本的《战争与和平》，奚万岭也将他办公室里的一套四本的《列宁选集》回送给了淮海。奚万岭要将淮海调到市委来给他当秘书，他还兼着市委副书记，说那比你在纪委进步要快多了，最近他的秘书就调到《黄海日报》去当副总编了。淮海没有答应，和他交朋友可以，但做他的随从就是另一回事了，况且他的性格不适合做领导的秘书。一个多月后奚万岭被审查了，如果那次他答应到市委做奚万岭的秘书，那他和奚万岭的关系，就是浑身是口也说不清了。

　　

　　大约是在此半年以前，省纪委在黄海市海阳县调查该县粮食局局长马骏受贿问题，人们知道，省纪委直接调查一个属于县管的正科级干部，这里面一定牵涉到哪个地市级领导干部的问题。这个马骏是当地的一个劣迹昭彰的人物，曾在县水利局任副局长时因受贿受过党纪处分，在乡镇任党委书记时，带着情妇,揣着假结婚证出去度蜜月。在任县粮食局局长期间，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生活糜烂,挥霍无度，将小金库中数千万元钱财全部花光，又使下属企业亏损上亿元。一次和几个“哥们”一顿酒席就喝掉21瓶五粮液，又一次招待“贵宾”，用车到外地买穿山甲、娃娃鱼，一顿饭吃掉几万元。县粮食系統每年的吃喝招待费达几百万元，而系统内许多企业亏损、破产，职工一批批集体上访。

　　他任县粮食局局长期间，共在全国设立了9个办事处，为其办私事。女儿到南京上大学后，他设立了一个“海阳县粮食局驻宁办事处”，让下属某厂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供女儿使用。让情妇的弟弟当司机，将其由农民工转为合同工,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并在县城给其一套住房。这个办事处建立两个月，就在年底被评为“局先进单位”。其女儿在读4年，这个办事处就设立4年，到毕业后撤销。4年办事处的房租、加上3个人员工资、小车费用、送礼招待费用还有每年耗资、亏损等，县粮食局共为马骏女儿花费达100万元。办事处撤离南京时，还为他女儿留了5000元作为“物品置放”费。他在上海设立了一个“驻沪办事处”，让他的小姨子和朋友的妹妹到办事处当工作人员，办事处每月要向他提供当月生产的10条软“中华”，他再送5条给县里的他的“恩公”。县粮食系统有一名姓贾的职工，因欠局里的公款躲到江西九江开饭店，马骏带着大批人员去那儿“考察、学习”。贾某不惜钱财，购买珍禽异兽,供他吃喝,陪他到南昌、庐山游玩，到井岗山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马骏共“三顾南昌”,不仅不追究贾某罪责，反而设立南昌办事处，委任贾某为办事处主任，又叫所属企业,往南昌发送粮油等货物。结果,贾某又携60万元货款逃到海南去了。

　　

　　马骏身为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他的办公室里设有“娱乐室”，不分时间打牌，中午在该局所属“白玉兰”大酒店豪饮,下午再打牌,晚上到局里开设的“东方乐城”洗“桑拿”,有专用小姐服务,然后跳舞、唱“卡拉OK”。在众多粉黛中,他最喜欢一佟姓小姐，在黄海市区设了一个“海阳县粮食局直销中心”办事处,让佟小姐当主任，不到一年，亏损60余万。

　　

　　马骏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受到查处时，他还对调查人员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党员干部廉洁手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飞，也不过是党纪处分,我大不了也这样吧。”

　　

　　最初，马骏的问题在县里揭不开盖子，群众就到市里举报。市检察院在调查其问题过程中，发现他曾送给奚万岭一套价值１万余元的红木家具。市检察院通过省检察院汇报给省纪委。省纪委在取得确凿证据后，找奚万岭谈话。奚万岭很爽快地承认了，是的，像他这一级干部，收受一套家具又算什么问题呢。但当问到他家具现放在什么地方时，他支支吾吾起来，此时，他开始后悔了，肠子都要悔青了，因为家具事情虽小，但“老鼠拖板掀”，拖出了大头。这个问题他无法回避，家具哪去了？扔了？这不可能。卖了，卖给谁？送人了，又送给谁？他只好说出家具存放在市区粥厂巷一套楼房里。这样，他的房子的问题就浮现了出来。这房子是谁的，这是根本瞒不住的，他终于承认这是他的私房。但这套私房是哪来的？国家干部不管多大，居住的都是公房，有钱当然也可以买房，但就算他非常节俭，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买房。他交待了他购买这套住房的资金来源，是市委宣传部小金库的资金，共８万余元，以后用招待费名义冲帐。

　　

　　奚万岭被“两规”审查后，态度极为谦卑，看见谁都毕恭毕敬地鞠躬、让路，一口一声“领导”，让他交待问题，竹筒倒豆子，交待结束还问：“领导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我补充。”这样一个被看作道德君子、清廉干部的人，贪腐时间长达11年，受贿250余次，金额300多万元，涉及证人400余人。改革开放以后，奚万岭开始喜欢和大款“交朋友”，他说，这些人靠我们给他的政策发了财，而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却两手空空，要狠宰他们一下。1992年,奚万岭认识了经营建材的严某，两人达成协议，奚万岭给严某介绍工程，严某按介绍工程款的5％提成给奚万岭，且笔笔要清。从1992年到1993年，奚万岭先后给严某介绍了7项工程业务，从中分得人民币3.6万元。但每次几千元的收入并不能使奚万岭满足，他要让严某某多放点血。1993年5月,奚万岭看见严某脖子上有一根粗金项链，下面还有一个龙形的坠子，便对严某说：“现在社会治安不好，戴这样一条金项链很不安全，不如先放我这儿吧。”1993年夏，严某回福建办事，问奚万岭要带点什么东西，严某的意思只是想给他带点土特产，未料奚万岭“狮子大开口”，说：“给我带块金砖吧！”严某只好给他送了一块价值5千余元的金砖。奚万岭的一个表弟养殖对虾需要资金，通过奚万岭向严某借了３万元。半年后这个表弟就把钱还到了奚万岭手里。严某知道后几次向奚万岭暗示要钱，奚万岭都不理，后来干脆说：“小尤呀，你也太不懂事了吧。”

　　

　　海滨县某企业经理吉某，1993年3月请奚万岭，帮他将儿子从80多公里外的劳改农场调到黄海市公安局。奚万岭一口答应，两个多月后,吉某在奚万岭家书房里送给他1万元人民币，以后半年不见动静，又给他送高档烟酒，终在1994年4月，吉某的儿子被调到了市公安局某拘役所。但吉某并不满意。这边奚万岭又来了信：请吉某来喝女儿结婚的喜酒。吉某赶紧送上1万元“贺礼”，请奚万岭继续关照他儿子的工作。1995年，奚万岭在又帮吉某的儿子调动工作后，打电话给吉某：“我准备买房，向你借5万元。”吉某知道这是奚万岭在敲他的竹杠，又给了他4万元。后来奚万岭又对吉某说：“唉呀，现在物价高，日子真是不好过呵。”吉某几天后就又给他送了１万元。

　　

　　奚万岭在黄海工作26年，熟人朋友多，只要肯给钱，他就肯办事，在向他行贿的近７０人中，想升迁的有10多人，想调动工作的有30多人，想安排工作的有10多人，想让孩子上好学校的有10多人，奚万岭向他们开出的价码，少的不低于5000元，多的达４万。有一个亲戚，女儿中专毕业后请他帮忙安排工作，给他3000元，几个月不见动静，又送给他两瓶剑南春，被安排到某商场当收款员。他家的一个保姆送给他5000元，他将保姆的当农民的丈夫安排到某个工厂消防队，又送给他5000元，保姆的丈夫又被调到市公交公司开车。他的一个老乡因贩卖淫秽碟片被起诉，送给他5000元，他给法院打招呼，法院作了从轻处理。

　　

市委宣传部有一名干部袁某，为了巴结他，每年春节都给他送500元“贺岁钱”，当上科长后，增加到每年2000元，７年间共送人民币1.４万元。后袁某又送5000元，奚万岭很满意地对袁某说：“这么多年，你变得成熟了，也经得起考验了，工作也不错，可以担任领导干部了。”将袁某提拔为某县常委、宣传部长。

奚万岭有一个远房亲戚徐某，原是徐州某企业党办副主任，给奚万岭5000元调回黄海当上了市区某区委办公室副主任。以后徐某又13次送给奚万岭人民币9000多元,他的仕途也一路上升。

　　

　　奚万岭这样一个“节俭模范”，收受那么多钱干什么用了呢？放债。他贷出的钱达160万元，年利都在20％—30％。向他借款的有个体户、私营业主、企事业单位职工。奚万岭并不说是自己放债，都说是从银行转借的。

　　

　　一天，淮海接到曙光的一个电话，他们平时都是书信来往，突然打电话来，一定有什么事。曙光在电话里问他：“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叫奚万岭的干部？”

　　

　　淮海觉得奇怪，她怎么会知道奚万岭的呢？曙光告诉他，奚万岭的父亲，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老远地来找她父母，说他原是她父亲的老部下，也和她母亲在过同一个部队，抗战时当过参谋，解放战争时当过团参谋长；他儿子奚万岭是全省最清廉的干部，却受到组织的错误审查，黄海这个地方思想不解放，现在还搞冤假错案，还搞“逼供信”，他来找老首长为儿子伸冤。她父亲当然不可能记得他，但她母亲好像还有些印象，母亲说，过去冤假错案太多，叫她了解一下情况，如果真的是受了冤枉，还是要帮帮他的，基层上访很不容易。

　　

　　淮海就将奚万岭的情况告诉了曙光。曙光听后说：“现在有许多干部，因腐败受到查处后，就到中央来找人说情，还真有一些领导干部的家属，帮他们打招呼，干扰地方办案。但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爸爸妈妈都是党性原则很强的人，他们不会帮腐败分子讲情的。”

　　

　　淮海问：“你父母都是军队系统的，并不负责这种事情，他为什么要找他们呢？”

　　

　　曙光说：“我三嫂在中央纪委控申室，专门负责控告申诉案件。他们的消息灵通得很呢。奚万岭的父亲可能也不知道他儿子的真实情况。回头我把情况告诉妈妈，让妈妈对他讲。”

　　

　　奚万岭的“落马”，让淮海的心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他几乎产生了“幻灭”的感觉，他想，现在领导干部中还有好人吗？看到在大会上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做报告的领导，他就想，这些家伙散会后就会去向人索贿、大吃大喝、爬到情人的床上鬼混；读到在报刊上刊登的“立党为公、清正廉洁”的领导署名文章，他就感到呕心，这种人还有脸在这种文章上署自己的名字；就连当遇见市纪委的几个领导，甚至见到在人品、道德上让他最为敬重、有着黄海第一清官美誉的副书记方正清时，他也想，他们真的是好人吗，还是也是伪装的贪官？他对他一直看作责任神圣、崇高的有着“党的忠诚卫士”之称的纪检工作，也产生了怀疑：我们这样难道真的就能遏制腐败吗？我们日夜忙碌，能查尽天下的贪官吗？他们像细菌一样滋生、繁衍，他们有浓密的保护网，像马骏这样一个劣迹昭彰的人，不法为官十几年，却屡屡升迁，就是因为有奚万岭、县委领导这样的人保护。在1994年县人代会上，马骏的县粮食局局长职位落选,县委随即又任命他为县粮食局党委书记，他对人说:“人民不要党要!”淮海想起他查过的许多腐败分子，只要哪个领导一句话，就能让他们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有一次，在体育局工作的臧小明，来举报他们局长嫖娼的问题，说如果举报不实他甘愿受处分。嫖娼问题调查并不复杂，全凭公安部门的鉴定，淮海到市公安局治安科，胥晓军的弟弟是副科长，他给淮海查了记录：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某某在某地因嫖娼被罚款300元。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对体育局长立案查处的问题，甚至未能正式提到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市委书记说：“他那不能算嫖娼，我听说他跟那个卖淫女是老相好，顶多算是‘生活作风问题。’”市纪委领导解释：“公安部门论定嫖娼的关键，是看他有没有付费，他付了300元嫖资。”市委书记说：“他说那不是嫖资，是看她生活困难，救助她的。老同志也快到二线了，就教育教育他算了吧。”这件本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问题，反倒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了。臧小明对淮海说：“你当年的血性哪儿去了，你袒护腐败分子，也是一个腐败分子。”体育局长虽然没有受到处分，但事情传开，在体育局待不下去了，就给他调一个位子，到市人大来当了秘书长。

　　

　　淮海还查过另一件“桃色”案件，是在市林业局工作的陆建国来举报的。陆建国在局里有一个情妇，但这个情妇不久又投入新来的局长的怀抱，陆建国被打破了“醋坛子”。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电话，说他的情妇进了局长居住的局招待所的房间，就跑去捉奸，先在下面找到了情妇的自行车，然后去敲局长房间的门。情妇吓得没来得及穿衣服躲到了阳台上，陆建国假意向局长汇报工作，很长时间才离开，直把个情妇差点没冻死，陆建国又到下面把情妇的自行车拖走，以后天天骑着情妇的自行车上班，在路上遇到情妇还故意在后面摇铃铛，情妇也不敢向他要。又有一天，情妇的爱人不在家，局长又去了情妇家，陆建国得到消息又去捉奸，局长跳窗逃跑，从二楼坠下摔断了腿。淮海向局长调查，局长矢口否认，说：“这是谁在胡说八道，我的确在她家里，但她是一个高雅的女性，怎么会干那种事呢？我们是在搞艺术。”“搞艺术，搞什么艺术？”“我们在画画，我给她画人体画。”这种解释倒是让人意想不到。“画画？画笔、颜料、画布在哪里？”“画具都有，我可以取来给你看。”“那你为什么要跳窗逃跑？”“我没有跳窗逃跑，我是开窗调整室内的光线——你可能没学过美术，画油画光线的明暗最重要——不慎坠楼摔伤。”报市委常委会研究对林业局长立案处理时，市长施光耀说：“你们纪委怎么总是查这种事，如果实在没事干，就到乡下劳动去——这种事也算事？”但陆建国还是不依不饶，扬言要告到省里去，局长就把他高中毕业的女儿安排到市林业局工作，陆建国还是不依，局长又任命他为驻京办事处主任，拨100万资金让他去搞“开发”，不到一年，陆建国把100万资金，吃喝嫖赌，挥霍一空，局长屁也不敢放一个。

　　

　　违法乱纪的人受到保护，而清正廉洁、严格执纪的干部却受到排挤。刘丽玲原是市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邵林将她越级提拔为常委，负责查案工作，1994年市纪委换届时，邵林又推荐她当了副书记。她工作大胆，不畏权势，敢于承担责任，查处了很多大案要案，许多领导对她很不快活，市委有个领导甚至说：“此人不离开纪委，黄海经济就不可能发展。”终于将她调到政法委去了。她去找省纪委领导，但对于市委的干部任用决定，省纪委也无法干预。

　　

　　但淮海仍然在努力查案，他想：尽管我们不能包打天下，但这个天下如果没有我们，又会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