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笔记

      《哲学笔记》是我的读书笔记。从读人物传记延伸思考到了历史、传统文化、宗教、社会、经济、法律、自然科学、医学中。其中三教合一、中华心学、信仰共同体、宇宙与神等算是哲学层面的心得。而民工的突围、法律与自由、民营企业家、房地产、证券市场、台湾问题等算是社会实践的体会。

哲学笔记

（2016年第一稿）

哲学笔记1

      我最近重新读了一遍弗·梅林的《马克思传》，第一次读这本书还是在上初二的时候，当时就直接把笔记写在了书本上，现在为了保护这套老书（72年北京版），就用电脑记笔记，也才有了这本哲学笔记。笔记嘛，当然是有感而发，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

1、关于出版者说明。

这本书是转译的，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者说明”中的文字应该是当时社里某领导的意思，从内容看，很有那个时代的氛围和特征。

拉萨尔和巴枯宁

在出版者说明中主要就说拉萨尔和巴枯宁的事。如果不说这两个人，没准儿大家还不怎么关注他俩，这么厚的书里面得有多少人物啊，拉萨尔和巴枯宁？现在这年头大家关注的是LADYGAGA在街头抗议川普的当选，谁还会记得这两人。如果把他们那些事放在当下的环境里，有研究他们的学者应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如果让一些跨界的人和一般读者来看这些问题，又会有更多不同的解读，部分解读观点甚至会远远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他们会惊叹：你们怎么会这么想？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拉萨尔和巴枯宁，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已经和六、七十年代大不一样，时代真的变了。

拉萨尔

说到拉萨尔，按照现在的传播路径，一般民众可能更关心拉萨尔这个哲学博士、工人领袖会为了什么样的红颜竟然为她去决斗而死，没错，他就是为了一个女子而决斗死掉的，满满的浪漫主义啊，不过碍于他在历史上的身份，我们就不展开这场情感戏的讨论了。也难怪马克思会严厉批评他浅薄、虚荣和庸俗，不过他毕竟只是浩瀚历史、或者说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的一个工运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他的关注度也急剧下降，已经有多久没人提到他了？

单就拉萨尔写的《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来说，我认为马克思的评论——说这本书的内容只是“小学生的作文”，应该是马老在对比着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位看官，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马克思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者，当时很多人都看不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 规律。实事求是的说，拉萨尔的真实理论水平也就那样，他毕竟是工运领袖而不是理论专家，而且在业余时间沉迷于情感纠缠，呵呵，当然他在黑格尔哲学方面还是有些见解的，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确实还欠火候。也正是理论水平和认识的问题，导致了马、恩对拉萨尔派的强烈批判，就科学社会主义的普及传播而言，马老还是心急了一些，他的学生们比如李扑克内西也看到了这一点。从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终，马克思的跟随者们，还是让德国的两大工人派别实现了统一。

巴枯宁

巴枯宁是一个有着想“死在街垒战地” 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巴枯宁的理论在当时受到了各方革命势力的强烈批评，当然他的理论放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也 是会被批评。但就哲学部分而言，如果放到现在，我们想想西方的那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再想想古巴那个抽着雪茄、卡斯特罗的老战友，和巴枯宁一样到处搞暴力革命的帅哥格瓦拉，没错吧，巴枯宁的“自由”论放到现在，也还是很有市场的，既然有市场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如果大家再回想一下巴枯宁的理论，他是这么认为的：人类进化的目标在于完成人性，只有当个人得到绝对自由的人性才能获得最圆满的实现。哎呀，可惜了巴枯宁，如果你当时从西伯利亚跑日本的时候，顺道也来一下中国，学学阳明心学，在哲学领悟层面就不只是给工人朋友们做做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指导了。哪里还需要把“完成人性”作为人类进化的目标？明心就会见人性，人性早已天成，只要拂去心之蒙尘就已经见到了一直都在的人性，人类进化的目标完全无需等待。可见，巴枯宁同志的理论体系确实只在“无政府主义”这个人性自由的层面。和拉萨尔一样，巴枯宁这个革命理想主义者，也就这水平、这觉悟，有那么多历史局限性也是莫办法，当时难以接受，但历史已然明了。

从拉萨尔和巴枯宁的情况看来，我认为，对部分历史人物、事件的认识真的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现在回头重读马克思传，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哪怕是我们再一次面对商品、资本、劳动力、价值、利润这些基本概念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

《万历十五年》

说到历史事件，我倒想起一个事来。记得有一次在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作者有这样写到：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正当悲观和惶惑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50至70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明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我了个去，我大明军真的这么弱吗？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也是很吃惊的，甚至开始质疑史料的来源，黄仁宇这个曾经的“国民党反动军官”后来的美国学者是不是太夸张了？因为涉及日本，里面有一点要先说明一下，明代沿海所谓的“海寇”其实并非全是“倭寇”，海寇里面也有部分数量正宗的国产海盗，这50至70人里面有没有部分中国海盗参加“联合恐袭”，暂时没有数据资料来源，不得而知。再查一下备注，黄仁宇其实还是个严谨的学者，他清楚的说明这些数据来源于《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皇明经世文编》、《倭变事略》、《归有光全集》等，作者还特别说明“此事或有夸大，但传闻既广，虽西方中国史教本亦摘录”，让我们还可以去查看“Reischauer and Fair-bank ,The Great Tradition. ”这样的、谁也没看过的国外资料。

说实话，这样的“暴恐”匪患事件，我们这些后人看了心情极其复杂，就好比国家领导人说看到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会有“剜心之痛”一样，妈的，明朝军队怎么会这么不能打呢？但冷静细思一下，我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也可以有一些新的关注点。比如，在围剿这群海寇的时候，明朝正规军参与了多少时段的剿匪行动？在与地方治安人员协同作战的过程中，他们的作战指挥体系是怎样的？匪患情报的时效性和送达情况？还有被这伙海寇杀伤的4000人中有多少是军人和一般地方治安人员？又有多少是平民？要知道这伙海寇可不是冲着军事目标或政治人物去的，完全是为了财，既然是打家劫舍当然打老百姓的劫比较好打，劫官家的舍就没那么好弄，所以我认为伤亡的应该多数还是平民百姓。

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的一些细节，比如极少量的恐怖分子短时间就杀伤了大量的平民，而恐怖分子在和特警的拼杀过程中，实际上一个开枪的特警很短时间就基本干掉了所有恐怖分子。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得出的结论和指引的方向应该和《万历十五年》、《明史》等参考文献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和军事家们会重新分析类似的历史事件，得出不一样的结果，也让我们从一些新的角度和心态来看历史，让我们拥有一个更为客观理性的史学视野。

一句话，历史上很多出名的、不出名的人弄出来的，看上去正儿八经的历史材料和故事其实是不可全信的，或者说是需要推敲和商榷的。

历史

昨天、今天、未来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历史，到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有演绎的成分和有遗漏的？如果再看看当代的一些历史类畅销书籍，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质疑一下了，历史这门学科到底是人文的还是科学的？

我最早的课外历史教育是外婆家的小人书，咱家只有马恩、列、毛选集和武器弹药的书。杨家将、三国演义，生动形象，好看得很。杨家将中寇准审潘杨案的那一回，一大群成年人玩扮演阴曹地府审潘仁美的精彩COSPLAY，真是让人难以忘怀。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赵德芳这个手持金锏的“八贤王”虽然频繁出现于杨家将、包青天、三侠五义中，但实际上却是历史小说中一个长期被COSPLAY的角色，哎哎，说起来真的很受伤，原来我们很多人都一直活在虚幻的历史记忆中。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成长的经历，让我面对历史材料时开始变得小心谨慎起来，生怕哪天又被这些“上打昏君、下打馋臣”的各类戏曲演绎式的人物所忽悠。

随着时间和知识阅历的增长，我发现，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会随着人们对知识探索的深入而不断变化，这里面既有对过往浩瀚史料的不断挖掘收集完善，也包括人们对新的未知领域知识的认知。有一段时间，我个人特别强调确定性，用我当时的话说就是要确定到细胞级，但后来我了解到微观物理的一个小常识后，认识开始有些变化，因为微观物理理论告诉我们，实际上目前我们还不能同时准确测量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这也是逆天了，也就是说，从粒子开始，我们的认知都是在不确定性中，好吧，原来我们认为的所有确定性其实是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上的。现在大家把微观物理的真实表述为一种“量子态”，如果把这些认识放在社会历史学体系里面，我们又该怎样去描述历史的真实呢，我也想了一下，可以考虑先用“当下态”来描述历史。

“当下态”的意思就是，1966年的中学历史课本和2016年的中学历史课本是有些不一样的。或者举个例说，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太平天国”，和现在了解到的“太平天国”也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小时候只关注太平军和“清妖”打仗的部分，没去关注洪秀全们后宫的美女，当然当时也没有信息资料来源的渠道，现在关注了，也对这些人和这些事产生了新的认识。特别是80年代后，各种打着宗教旗帜的邪教势力到处活动的团体出现后，我们对太平天国当时的工作方式、组织结构、理念精神又有了新的认识。如果再花点时间和精力把洪秀全的生活工作方式和他的对手之一曾国藩做一下对比分析，产生的新认识显然有一部分会是颠覆性的，有时候这些变化甚至让我们无所适从。

这当然不是历史变了，而是在“当下”我们的知识环境和认识变了，也是社会进步了，这让历史的一部分内容也开始有些变化，从而开始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哲学笔记17

14、资本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带领我们认识了商品、资本、劳动力、价值、利润、财富、贸易等基本的经济概念。时光走到现代，我们对这些经济概念的认识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嘉诚事件
这一两年，李嘉诚陆续卖了一些大陆范围内的房地产项目，加大了对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投资，引发了大陆民众对其行为的热议，这也就是所谓的李嘉诚事件。
尝试讨论李嘉诚事件的人，都是在试图探索“真相”的人。因为李嘉诚是华人世界多年的商业标本式人物，分析李嘉诚事件，分析的实际上是商业的真相和政商关系的真相。
从文化和哲学的层面说，商业其实没有真相。商场如同江湖，到最后，江湖里的人都选择了沉默，和所有其他社会分工一样，因为说穿了，光环与荣耀也就丢失了，不说，才是这个群体的潜规则。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太多人迷失在商业中，一切的一切都以商业和金钱来衡量，可能我们忘记了，商人只是职业而非普世榜样，商业是社会分工而非潮流信仰。接下来的10年，商业英雄不会再是唯一的社会偶像，而只是众多社会榜样中的一个。我们翻一下中国历史，没有几个商人会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能够留在历史和民间口碑中的少数几个人，也是因为他为国家和民众做过一些事。
李嘉诚是华人商业领域的标本性人物，是商业领袖和资本的象征，他在大陆的经济崛起过程中获益丰厚。可李嘉诚在越来越多人懂得了商业后开始成为非议人物，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参与改革开放发达起来的企业家们很多人依靠的仍然是国之大运，他们懂得政商关系，顺着国运在不断的发展壮大，他们显然不是开创者。
关于李嘉诚的政商关系部分，我们不会再陷入泛道德化的陷阱，而关注的是国有体制下的民营企业，也就是公有体制下如何管理私有企业的部分，这里就有一个管得好不好，怎么管才好的问题，延伸还有一个体制变革、加强管理能力的问题。李嘉诚事件是又一次公有与私有的深入对话。民营企业 “想跑”实际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没钱赚，要么不安全。有没有钱赚往大了说取决于政经制度改革的成败，那是继续跟着国运走，往小了说，企业在市场环境下还具不具备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安不安全是需要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解决保护私产的问题，国家发改委领导人适时的作了保护私产回应：需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并称将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通信、军工等领域将开展混改试点，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大任务。所以安全看来不是问题。那什么才是问题？王健林当首富了才是个大问题，也就是说，在大陆，从李嘉诚产业集中的房地产行业来说，李嘉诚的地产集团在运营上已经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唯一的竞争有利条件是早年拿下来的较为便宜的土地。从企业经营上来说，撤退是李嘉诚集团无奈、必然而合理的选择。

私力救济
李嘉诚事件是一个李嘉诚与民众的“非正式纠纷”，而非正式纠纷的解决方式是李嘉诚应该考虑采用“私力救济”的方式来处理民众的诉求。
私力救济？没错，就是私力救济，为本人解决纠纷或者借助其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的私力救济。私力救济这个提法，平时我们很少说，但私力救济一直在伴随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以前用私力救济解决问题的人多，现在用的人也不少。私力救济是啥意思呢？你开个车出去，和别人的车刮擦了一下双方开始争吵，别人要报警，你说不用了太麻烦，我们私了吧，然后你给了对方500块现金，各自回家，纠纷结束了，这就是私力救济的一种。还记得这本笔记开头那个工人领袖拉萨尔吗？他为了一个女人决斗而死，他那个决斗是欧洲很多民族的古老风俗，决斗都有约定俗成的具体操作规则，是司法性质的决斗，但也更接近于私力救济的解决方式。老话经常说，自助多福，这个自助就是私力救济的一种，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是私力救济的一种。
实际上，现代社会很多的司法纠纷都是通过非司法的方式解决的，私力救济的作用不可小看，而私力救济这种问题解决方式也会长久的持续下去。但在现实的社会法律环境中，在强调权力和法律的管控体制下，或者说，国家绝对垄断法律与权力的体制下，私力救济并没有得到提倡，这也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认识有一定的关系。近些年来，为家人朋友出头解决纠纷、民间收债、私人侦探、企业保安的私人执法等问题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看似一个徘徊在学术边缘化的私力救济，实际上始终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实践依然盛行。在青少年的非正常生活中，在底层老百姓的邻里纠纷里，在弱市群体面对麻烦事的时候，法律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大家似乎都只遵循一种惯常行为模式，也就是大家所谓的约定俗成。在社会动荡时期，法律对民众更是影响甚微，而私力救济却弥显珍贵，在社会快速发展中，大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法律、体制、意识形态没有快速跟上社会发展的节拍，管理者缺少对新事物的管理经验的时候，私力救济的问题解决方式，这一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就显得比较好用。
探讨私力救济是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忽略了一些现象。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案件数量增长迅速，但人均案件数并不高，而且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国民的诉讼率并不高，是一个低诉讼率的社会。低诉讼率当然跟我们的司法资源短缺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民事纠纷大家没有去选择公力救济，而是选择了私力救济。选择私力救济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大家本来就不爱打官司。所以在中国社会，始终存在具有一定话语权的人在做各种民事纠纷的居中调停，这些人不同于“人民调解员”，是敦亲睦邻、宗亲族群里小单位社会结构中的公共安全维护者。他们出手后，不光是进行了私力救济解决了经济纠纷和矛盾，还有可能为当事人讨回公道，让人性得以舒展张扬，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他们平时隐匿于民间和江湖中，很多人做着普通的岗位，但有事的时候，一些在公力救济机构里的人都有可能求助于他们来了事消灾。人有自我保护和反抗的生物性本能，只要这种生物性存在，人就不会失去进行私力救济的本能。而私力救济过程一旦程序化，有具体可操作的规则，就可以向公力救济演化。可以预见，在社会发展的很长阶段，民众都会根据自身的社会地位、纠纷的类型等进行选择救济的方式，可能会选择公力救济，也可能会选择私力救济，只要能更有效的解决问题，方式仍然不会成为绝对的选择。由此看来，在不容易消失的、需要为公力救济分担的乡土中国，人们复杂的人性和情感以及社会关系仍然会在法律的运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15、国际的全盛时代。
在国际的各项工作中，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注，他认为如果爱尔兰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那么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实际上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延续的时间超出了马克思的预计，在当下北爱尔兰问题仍然会引起大家关注。
领土的统一和独立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台北印象
有一年，我在台湾旅游，在台北逛街的时候遇见一些细节挺有意思的。从国父纪念馆出来后，就在台北街上闲逛。街上人不多，逛了两下想上洗手间，然后开找，有人指了一下台北市政府。看到李登辉题写的台北市政府五个大字，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毕竟在大陆内急了不会首先想到去市政府上洗手间，进去后两个5、60岁貌似街道居委会大妈的工作人员礼貌的给我指了位置，然后顺利解决出来。
在台北街上过十字路口时，我发现十字路口有两种地面白线标识。一种是斑马线，这跟大陆的十字路口一样，需要等一个红灯，另一种是对角线，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连续走两个斑马线到斜对面，也可以直接走对角线到斜对面街，这个对角线让我印象深刻。
    在台北主要风景名胜点，门口都能遇到FL功的人，这些人或打坐、或设摊点展示图片、发传单，显然是合法公开活动。他们主要是针对大陆来客做宣传，不过，大陆的朋友理会他们的也不多，多数陆客也是见个稀奇，看个热闹。
    台湾的少数民族中，对外还称有王爷的也就邵族了，不过这王爷怎么看怎么瞧也有点自封的意思。邵族王爷说话慢条斯理，走路慵懒拖沓颠颠的，日子似乎过得不错。我看王爷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土特产卖给大陆观光客，从他的言谈举止中能看出来这王爷哥们营销功底果然扎实。

两岸清明
每到清明，远方的游子都会回望故乡。我们知道清明节慎终追远，会缅怀先人之泽、之德，而追本溯源、拜祭祖先是每位中华人子的心愿。清明让华人凝聚族群，有血浓于水、同祖同宗的共识。我们先来看看，两岸人子对清明的理解。
厉无畏：清明为海峡两岸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认同的空间，文化交流是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推动文化交流广泛、深入、持久和常态化。
蒋孝严：中国人慎终追远、不忘根本的精神牢不可破，拜祭祖先是为人子女的心愿，慎终追远的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
张恩迪：海峡两岸同胞同根同文同祖，清明文化是连接两岸同胞心灵的纽带，能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进中华民族的内聚力。
徐力：清明文化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对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我们要继承传统、增进认同、增强情感、激发活力。
靳凤林：清明文化是中国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鬼文化增强了人们忠孝仁义的观念，丧祭活动制度化、规范化、义理化极大推动了传统文化。
郑志明：清明节祭祀仪式的目的在于协助人们跨越出生死两界进行永恒性连接，清明祭祀的改革应该着重在文化创意上。
张新民：清明祭祀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实践性地抒发情感的方式，清明节也是中国的感恩节，有必要推动其朝着实践化的方向发展。
曾勇：清明文化有一种道德关怀，祖先带给国人更多的是情感依恋与心灵皈依，我们要汲取先人的道德力量，补给人生前行的动能。
钮则诚：要让清明文化达到如清风明月般的高洁境地，需要向人民群众进行社会教化，实施生命教育，传达轻死重生、厚养薄葬的殡葬改革理念。
张三夕：祭祀活动中不仅要有敬的态度，还要有时，就是在一定的时候祭祀，敬与时就是中国祭祀传统的两个关键词。
尉迟淦：祭扫的关键不在于时间的规定，在于心意的有无，遥祭和委托祭都可以，只要我们的心在，故去的亲人就可以感应。
王士峰：中华民族有风水文化基因，风水理论有深植民间深层意识的影响力，无法全盘否定，风水的操作系统、内在尺度要适应社会的变迁。
高秉涵：回家是比天大的事。从91年开始，台湾老兵高秉涵开始把同乡老兵的骨灰坛背回山东老家。受同乡老兵嘱托，他将故世后的老兵骨灰带回家乡，现已超过百位。
清明文化是对当下生命的关爱、对过往生命的缅怀、对未来生命的期盼。清明节是全球华人共同分享的记忆，清明文化既需要继承丰富也需要改革创新甚至规范引导。清明最终能让华人回归本源，沟通、超越生死，获得生命的永恒。

大陆台商
台商的民间信仰。台商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闽台关系研究中心的数据调查显示，在闽台商信仰佛教的占比54.9%，道教18.9%，基督教7.4%，妈祖、关公、保生大帝21.3%，祖先祭祀12.3%，其他6.6%，其中部分人有多个信仰。
台商的民间认同。闽台中心调查发现50%的台商认为“台湾来的人”多数可以信任，10%的台商认为“大陆本地人”可以信任。75.2%的台商认为自己与大陆人的观点和想法有差距，其中14.9%的人认为差距很大。62.8%的台商认为大陆人“一般都可以接受台湾人”。
田野调查日记摘录。在厦门的台商WHS告诉闽台中心做田野调查的学者一个有趣现象，台商WHS的原话：“大陆的女孩子，厦门的女孩子，最近10年没有一个肯下嫁给台湾的。因为台湾的条件没有厦门好啊，现在下嫁给台湾人的都是荒郊野外的农村妹。”
台商的受教育程度。闽台中心的数据调查显示，在闽台商所受教育程度为国中以下1%，高中、高职21.7%，专科26%，大学40.2%，研究所及以上10.8%。
台商的两岸婚姻。闽台中心的125份问卷数据调查显示，在闽台商属于两岸婚姻的占比16%，其中福建籍配偶6.5%，有两岸婚姻的台商85%以上有专科学历。
台商的大小圈子。闽台中心的问卷数据调查显示，60%的台商愿意参加台湾人在大陆的社团组织，其中70%加入了本地的台协会，35.9%的加入了高尔夫球等类型的兴趣团体，20%的人参加了同乡会。
台商也是“流动人口”，这个跨界移民群体是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既不是国际移民，也不是国内移民，游走于两岸间的台商有独特的心理和生活模式，是一个值得也需要长期关注的群体。

哲学笔记16

12、王朝的兴替。
1857年的危机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演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危机产生的革命后果只是表现为王朝的兴替而已。王朝的兴替换汤不换药，只是原有体制的部分变革。说到体制，可以说体制这个东东也挺有意思的。

体制的变革
我们所说的体制，一般指的是组织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等相应关系的制度。环境在变化，体制当然也要不断变革，没有变革的体制就会必然性的衰变。体制往往伴随环境的改变而开始固化，因为体制只是在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里特定的时间点上制定的组织机制，环境变化的速度越快，体制的固化就越明显，所谓固化，也就是说体制已经跟不上环境的变化。应该说，体制的变革经常会跟不上环境的变化,变革会带来发展的协调平衡，变革的体制能跟上发展，固化的体制得不到变革，则可能带来系统性衰败。

被俘获的体制
体制看上去就是管人的，可体制是死的，人始终是活的，所以看上去管人的体制实际上可以被体制内的利益集团阶段性的俘获。体制内的利益集团通过长期的权力操纵和积累，也就是潜移默化的、渐进的，可以在体制内的部分环节进行寻租，也可以直接俘获、操控整个体制，通过损害整体利益来维护部分利益集团的小集体利益。体制的俘获是一个长期、缓慢的现象，变革的体制当然可以带来进步，但如果变革的速度阻止不了利益集团的权力操纵和积累，体制仍然可能被再次俘获。再这样的不断变革和俘获中，部分利益集团会对体制的俘获积累多次经验，最后形成体制的变革难以展开，体制的部分环节长期会处在失控状态。

问责体制
排除利益集团对体制的俘获，也就是说哪怕没有利益集团，体制的固化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当代，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开始，信息与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传播与分享，民众对体制的期望越来越高，这里所说的体制不只是政治体制，还有各类社会服务体制，包括市场体制，甚至第三产业的服务机制等。体制的固化不可避免，但就社会管理体制的层面，强大而有能力的管理者、完善的、成体系的法治和问责可以有效促进体制变革。在体制的实际问责过程中，我们发现，自上而下的问责是社会运行的惯性常态，自上而下的问责不光需要千里眼和顺风耳，还需要成熟、成体系的问责管理机制，对高层管理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自下而上的问责方式多数还在摸索实践，形式大过最后的效果，问责的有效性还需要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完善。

共识型体制
在共识型体制中，管理者的普遍上升路径是从底层历练开始，或者在高层有短期的“开视野”的历练过程后，然后再到基层和地方机构进行层层历练，逐步上升层级，进入核心层级后又高于各利益集团。共识型体制是有强大执行力的机制，但共识型体制在“共识”这个层面，如何做到更大范围、更广泛有效的“共识”仍然是一个问题。“共识”是人的共识，也是社会发展的“共识”，在精英共识之外如何兼顾民众的共识，在人的共识之外如何兼顾社会发展的共识，都需要一个更为完善合理有效的机制来保证“共识”的有效性。
在社会快速变革发展的阶段，基于对社会变革认识的差异，精英共识与民众共识会带来差异，有些差异短期无法达成一致，有些甚至长时间无法达成一致，虽然管理者有最终的“共识判定”，但这样的无法一致和“共识判定”都需要强有力的机制来保证冲突的正向性。同样是在社会快速变革发展阶段，人的共识与社会发展的共识也会产生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精英治理模式下，人的共识广泛性无法兼顾，没有足够的广泛性就会带来人的共识与社会发展的共识错位。作为一个积极寻求发展的社会，有效解决共识广泛性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达成共识前的机制完善。所以政经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体制内的多元
体制内有不同的管理群体和不同层级的分工角色，体制中需要一批具有不同职业追求取向的体制内人员，这本是大体制下的必然，但在强调意识形态和集权管控的阶段，不同的群体和角色身份都被模糊，意识形态和集权要求的步调一致自动延伸到了管理角色和社会分工中，这带来的结果是千人一面、万人一心的管理顺畅度，但也带来了不同观点的缺失。实际上，体制内不同岗位、不同角色、不同群体的多元追求和积极发声会带来核心管理层视野的最大宽度，也只有这样的宽度才会带来精英治理的最好效果，才可以让高层及时关注体制的固化程度并做出尽量准确和足够快的反应。

体制的宿命
世界上没有最完美的体制，体制运行的常态是在新的体制出台的那一刻，体制就已经开始固化或正在固化的路上。各种体制都可以在不同的历史社会环境和特殊环境中做得不错，也可能做得很差，做得好不好，多半和体制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体制与环境的适应性。各种体制从一出生开始，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没有永存的体制。在社会大众眼中，也没有最好的体制，只有最适合的体制。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环境中，基本制度始终是稳定、单一的，而体制则多样灵活。要维护基本制度的稳定单一，就需要对体制进行不断的变革，改革的口号和行动永远也不会错，而坚持体制的改革就是在坚持基本制度。所以，体制的变革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参与者都应该及时并长久的关注。

13、国际的创始。
国际是指的国际工人协会，国际主义很早就在现代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共产党宣言》宣扬一切文明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条件后，国际主义运动更是如火如荼。马克思也把科学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工人的联合行动上，这样的国际工人联合体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在国际工人共同体下无产阶级解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这样的组织冲破了国与国的界限，也为后来的联合体、共同体这样的体制摸索了经验。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让组织的形态产生了新的意义，部分工作岗位已经无关地域、意识形态、族群等影响因素，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国际人”，可以部分离开传统的组织体系。地球村的环境给国际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共同体这样的组织发展带来了现实的可能。可以预见，共同体已经开始逐步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的组织基础。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一些传统的地区利益共同体，开始倡议并推动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作为共同的关注点和最快达成共识的部分，命运共同体的初期都是经济共同体。在经济共同体这种经济机制的运行下，我们很清晰的发现，在经济利益一致的时候，组织内的成员也会成为命运共同体的雏形，而在经济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也可能回到以往又吵又闹的国际老路上去。还有特殊的阶段，在各成员经济利益一致，而政治利益不一致的时候，甚至会倒退到国际之前的同盟关系。这样看来，经济共同体可以是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阶段，但并不是必然的阶段，有了经济共同体也未必可以发展为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信仰共同体，信仰共同体才是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必然组成部分。信仰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信仰新机制，各信仰遵守经典、和合共生。信仰共同体也将逐步改变政治、经济的传统模式，改变政治军事同盟、经济联合体等既往组织机制，在多个维度上开展全球性的融合构建。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对神圣权威者的体认，各类信仰的经典都指向同一个共同的宇宙运行基本规律。不同信众是平等的，也是同一个“神圣权威者的主宰”的信仰者。在东方，东南亚国家在“佛”上有长久的认同，在西方，亚伯拉罕三教由于《圣经》的关系，可以诸“神”同一。而神、佛以及其他主宰者都是同一个“神圣权威者的主宰”，是同一个基本规律，同一个基本规律或同一个“神圣权威者的主宰”事实上已被绝大多数宗教信仰者所接受。

精神性
随着人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和科学探索的深入，信仰大众开始意识到部分神性也是被“人格化”的人性，明心见性，神性就是人性！科学与宗教已成为同一世界的两张地图。我们知道，所有的信众都是从 “心”和“灵”这样的精神性途径接近、融合甚至成为神圣权威者，在精神性主宰者的追求、靠近道路上，不同宗教信仰的信众只要一起探讨悟道和灵修，就能迅速实现良好的交流融合。精神性正是大家的共识，也是实现信仰共同体的路径。

价值观
宗教信仰关注人的内心，提倡和谐的人际关系，倡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功利、拜金主义的天然消解力量。宗教信仰是对人的终极关怀，都有追求正义、为善、和平等的要求。宗教信仰的价值观会对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起到了平衡、缓冲阶段性社会价值观的重大作用。而共同的宗教价值观体系会对世界范围的价值观体系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共同的宗教价值观体系也成为全球化时代大众价值发展的新目标。在同一个价值观体系下的共同体让大众的行为倾向性稳定、可预见，便于维护大众的共同生存发展，有效避免大范围、大规模的灾难性的冲突发生。

伦理运动
宗教信仰可以给人的内心提供精神力量，明晰道德标准，促进人的自律。对信众来说，神圣权威者的要求神圣而不容违犯，如果世俗的道德缺少了信仰的神圣性和约束力，伦理的自律、道德的标准就会放任崩溃。共同伦理运动是全球化时代大众寻求全球新秩序的必然现象，也是全球新秩序形成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共同伦理运动在信仰共同体茁壮发展的大背景下，一定会走出运动的停滞，产生新的动力和持续推进模式。共同伦理运动正是建立信仰共同体之前的有效探索和尝试，像这样的，信仰组成分支的有效轮动也必然会带来最终信仰共同体的建立。

信仰文化
信仰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信仰通过宗教文化的形式影响社会，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宗教烙印，有部分的宗教性。宗教信仰也是部分传统文化的实质内容，而部分传统文化则是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包含宗教文化的文化传统，才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传统，能让一个族群形成足够的认同和凝聚力。
世俗的信仰文化同样的影响社会、传统文化和族群的认知。目前看来，宗教信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持续性，这和宗教的长期、连续存在有一定的关系。而世俗的信仰文化也受政权更迭的影响，一个政权一种信仰的情况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世俗信仰也会阶段性的影响社会和文化传统，但最终，世俗信仰文化会皈依到传统文化中。传统文化的连续传承也会吸纳各种宗教信仰和世俗信仰，让传统文化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
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世俗信仰，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教合一一样，发展到最后总会融合统一到各有特色的族群文化。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出教徒的身份，建立信仰共同体，走出传统、宗教和世俗，开始信仰自己的内心，明心见性，从心出发，踏上人类的新征途。

实现社会大同一直是思想精英们的不懈追求。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再次出现了可能的契机，可以谨慎的预见，信仰共同体会为世界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探索道路。信仰共同体的发展，在未来有多种可能性，一直以来，各信仰和宗教就为这样的发展、融合及可能实现的目标留出了空间。现在又到了一个令人兴奋、充满希望的时间点，但前方之路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只能怀着一颗诚实、尊重和理解的心去谨慎的探索并坚实的前行。

哲学笔记15

10、马克思和恩格斯。
梅林认为，马克思在生活中的胜利不仅归功于他自己巨大的能力，如果没有恩格斯，他也终究会被经济环境压倒。如果没有恩格斯干那些“该死的商务”，也就是赚钱资助马克思做研究，也许共产主义的历史会改变。恩格斯服完兵役后一直在父亲与人合伙的民营企业做事，用了很长的时间，一步一个脚印的从办事员做到了合伙人，而且恩格斯还是曼彻斯特证券交易所里受人尊敬的一员。哦，证券交易所。

市梦率
说到证券市场，15年的中国股市是绕不开的。股市的故事比较多，先说说创业板，在15年，很多股民都说创业板已经没有市盈率了，只有市梦率。截止15年5月12日收盘后深交所的数据，446只创业板股票平均市盈率为114.69倍，市盈率100倍以上的有250多只，创业板总市值已达到5.18万亿元。其中，当天的启源装备（300140）市盈率为250331.70倍（5.12收盘后），是的，它的市盈率是二十五万零三百三十一点七零倍，该股最新的前十大股东中有6家是公募基金，且6家都是新建仓进入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恩格斯看到这个经济现象会怎么理解中国的证券市场。当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创业板的夸张市盈率是一个现象，由于业绩的起伏波动和创业板企业的高成长性，在投资的实际操作中，市盈率也只是一个参考数据，并不能完全说明其投资价值。在创业板体系里，投资过诸如东方财富、达安基因、千山药机等的朋友都获得过丰厚的利润，当然，当时他们也不怎么关注市盈率。

老虎基金
大家都知道，老虎基金曾是全球规模比较大的对冲基金之一。2000年网络股疯狂时，老虎基金坚守原则，遭遇投资者大规模赎回，资产从220亿美元缩减到60亿美元。创始人朱利安·罗伯逊选择了将基金清盘！一个多月后，纳斯达克泡沫破灭，此后15年再也没能超过当时峰值。在2000年3月份，朱利安·罗伯逊给投资者们通过信的形式分享了自己的投资心得。
1980年5月，索普·麦肯西和朱利安·罗伯逊以880万美元的资本成立了老虎基金。18年后，当年的880万美元增长至210亿美元，增幅超过259000％。这期间基金持有人在撇除所有费用后所获得的年回报率高达31.7％。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而1998年8月后，老虎基金表现较差。基金持有人作出了积极响应——赎回基金，这期间赎回金额达77亿美元，价值投资的智慧受到挑战。持有人的赎回不单侵蚀了基金的收益，还令朱利安·罗伯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在当时，投资者为求高回报，追捧科技、互联网及电讯股份。这股狂热不断升温，连基金经理也被迫入局，齐齐制造一个注定要倒塌的PONZI金字塔。可悲的是，在当时环境下，欲求短期表现，就只有买入这类股份，这过程会自我延续至金字塔塌下为止。而朱利安·罗伯逊相信，这股狂热迟早会成过去，因为以往他们也曾经历过。朱利安·罗伯逊仍很有信心的认为价值投资是最好的方式，虽市场现在并不买账。
最后，朱利安·罗伯逊选择的是：我们绝不会冒险把大家的金钱投资在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市场。在经过仔细思量之后，朱利安·罗伯逊决定让他们的投资者赎回所有资金——结束老虎基金。

乐视网
到了2015年6月份，股市上了5000点后，江湖上的恩怨开始多起来。刘姝威教授发表了一篇《严格控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套现》的文章，点了创业板乐视网（300104）的名，说到了公司董事长贾跃亭减持套现25亿的事，文章发表的时候创业板正大幅调整中。接着，激烈的辩论、谩骂、人身攻击各种纠纷开始发酵。然后，刘姝威写了乐视网的分析报告。15年的资本市场当然不再是01年的股市，乐视网的命运也没有复制当年的蓝田股份。不过一直在外界看来云里雾里的神创牛股，现在遇到了个人物狠分析了一把，也让大家对创业板的“里格隆冬”也知道了个所以然。

救市
15年7月1日晚，继降息降准后，A股又突发三大利好。沪、深交易所收取的A股交易经手费由成交金额的千分之0.0696双边收取调整为千分之0.0487双边收取，降幅30%。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收取的A股交易过户费沪、深市一律调整为按成交金额0.02‰双向收取，降幅33%，8月1日起正式实施。证监会出台了新的两融办法，不再强制规定130%的担保比例线，券商自主决定强制平仓线。允许证券公司与客户自行商定补充担保物期限与比例的具体要求，不再将强制平仓作为证券公司处置客户担保物的唯一方式。进一步扩大了证券公司融资渠道：允许证券公司通过沪深交易所、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交易场所发行与转让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允许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业务，进一步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加上降息降准，这一系列的救市政策，显然向市场传达了监管层对当时资本市场的态度。

敌对势力
在咱们国家的金融资本市场，并不容易会听到“敌对势力”这个词。但在15年的股灾的时候，有个口号叫得很响亮：严惩做空中国股市者！很多人认为现在发生的股灾是国外敌对金融势力在做空中国股市。
我们有看了一些嫌疑对象的说法（证券时报报道）：港交所发言人7月3日表示，港交所网站的沪股通股票卖空数据显示，沪股通自3月2日开通卖空通道以来，至今尚无一笔卖空成交。此外，多家RQFII 也表示，“通过RQFII专户做空股指期货”并无事实根据，目前RQFII基金和专户产品还没有做空A股的机制。很显然他们都明确否认了，那问题是敌对金融势力到底是谁又躲在哪里呢？

国家牛市
后来政府的一系列金融领域反腐和罢官让我们看到了金融领域的问题。这场“股事”在发生之前实际上有几个现象值得大家再次回味。这波牛市并不是经典的牛市，而是杠杆牛市。杠杆资金有多少？我查了一下各方数据统计出来，两融、伞形、民间等合一起，超过2万亿！这在我们国家金融史上好像这还是第一次吧？
因为涨得太快，媒体和股民对这波行情都不叫牛市了，流行说法是“国家牛市”。这波牛市真的是国家意志？这场狂欢中，中国大妈也积极参与，实际上中国大妈就是以前强势群体说的老百姓，新代言词，就是股市里的韭菜，割了又长。还有民间的所谓专家学者提出了牛市不言顶、不再预测点数、大胆买、大风起兮猪飞扬等等，这样的煽风点火也再次激发了大妈们股市广场舞的激情。只要音乐还没停止，狂欢就会继续，15年的股市，真是一场恢弘壮观的时代盛宴。
股灾过去了，狂热的股民又逐步恢复了正常。16年的股市不再像15年那样全民豪赌，配好市值然后打新成了理性投资者的首选，也正是因为“有市值来打新”让IPO成为了常态，股市也平静了下来，刘主席是有贡献的。不过股市的江湖并不会一直风平浪静，险资的频繁举牌成为2016年证券市场的新特点，这也是新“股事”酝酿的起点之一。
       11、克里木战争和危机。
穆希的去世给马克思和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之前，马克思的另一个儿子格维多也夭折了。在马克思的小女儿小弗兰契斯卡去世的时候，马克思夫人写下了日记：“1852年复活节，我们可怜的小弗兰契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可怜的孩子和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尸体停放在后面小房间里。我们都搬到前面房间来，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天使痛哭。亲爱的小女儿正是在我们生活上最穷困的时期死去的……我慌乱地跑到一位住在附近、不久前曾拜访过我们的法国流亡者那里去……他立刻极友善而同情地给了我两英镑。这样才付清了小棺材的钱，现在可怜的孩子终于安然躺在里面。小女孩出世时没有摇篮睡，而死后也好久得不到小棺材。当我们把我们的小女儿送进坟墓时，我们是多么的伤心啊！”然而，苦难还没有结束，在马克思的晚年，女儿燕妮的意外去世又给了他致命的一击。我很难想象连续的，多个孩子离开马克思夫妇，对这对夫妻的内心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孩子对父母的重要不言而喻，每次读到这些令人感伤的段落时，我也会像每一个父母一样，想起自己的孩子。

离队仪式
我还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女儿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是个中队长。她的入队誓词是这样的：“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后不久，女儿问过我光荣的少先队员可以当多久？我查了一下，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中第十一条关于离队是这么说的：“超过14周岁的队员应该离队，由大队举行离队仪式。”我这个曾经的老队员和当年的小伙伴们是没有可能享受这个离队仪式的待遇了，不过，誓词都有新版的了，大队！我建议还是给老了的少先队员们一个庄严的离队仪式好吗？虽然我不确定，但我还是给女儿说，以后她会有一个隆重而庄严的离队仪式。

教育
有孩子上学的家庭，都会关注教育。
从1905年清朝废科举办新学，到现在已有一百一十年。有学者认为近代教育最大的转变是“由经学到科学”，现代教育的“大学之道”，已不在明明“德”而在明明“理”，不在止于至“善”而在於止于至“真”（科学真理）。这些道理都是对的，但所有的父母面对高考和孩子们的互相竞争的时候，都无法更轻松的来探讨教育应该怎么样，而是只能探讨怎么样适应现有的教育体制。教育改革需要的是顶层设计。
父母们逐渐发现，科学知识始终是现代教育的核心，也是现代教育的局限。接受学校教育当然要学习科学知识，但父母也想锻造孩子们的心灵，既要孩子们求“真”也要求“善”。中性的科学知识并无善恶，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掌握，跟人的道德水准关联不大。但父母们已经清晰的认识到，科学可以在不同的情感和欲望驾驭之下发挥不同的作用，带来不同的结果。每一个父母都期望自己的孩子所学习的科学技能都是在道德的驾驭之下展开的，但是很显然，我们只重视科学知识技能培训学习的现状并不会短期得到改变。
科学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知识。我们也还无法去追求属于教育的“最高善论”，但我们期盼孩子在当下能学到更广泛的知识，并在这个过程中锻造孩子们自我的灵魂。教育需要变化，教育也正在变化。

法学与MBA
我大学毕业后，又念过两个专业。一个是工商管理（MBA），另一个是法学，不过念了这两个专业后，我对教育和学习又产生了新的认识。
2006年当时的省人事厅给全省的企事业单位、大型集团下发了一个通知，号召全省的青年干部们继续学习，并推荐了两所中外联合办学的MBA院校，我响应了号召然后选了一个报名最多的学校。当然后来也顺利完成了学业，拿到了学位。时间到了11年底，我又带着兴趣进入了省继续教育中心组织的名校法学专业学习，到现在，我的法学专业除了一门英语其他都修完了学分。可以说，毕业后的两次学习经验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感受。
个人的感受并不重要，也不赘述。单就学习经验来说，我现在只希望我的女儿在高中毕业后，在大学阶段能选一个专业性强的学科专业系统的学习。没有必要在工作后，再去开展综合类专业的系统学习。也没有必要为读硕、博而读硕、博。一句话，一个专业一个本科就够了。其他的，应该放掉书本，在工作、生活、社会中去摸索学习。学位并不重要，活到老学到老才重要。
      

放大镜与望远镜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历史风云的变化，那历史研究到底是咋回事呢？在我看来，做历史研究的人似乎有两类，一类手里有放大镜，另一类有登高望远的视野，前者埋头于浩瀚史料试图客观记录历史的本真，后者则站在通史的高度剖析展望历史，前者侧重记录过往历史的信息，后者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大家都知道，埋头于浩瀚史料去描述全景的历史总是有遗憾的，先不说现有史料的完整性，问题是还有很多史料都还在地下没有挖掘出来呢，所以总会有片段和环节的缺失。部分历史，也只能靠有经验的学者去猜测分析甚至进行暂时的拼接，或者留给后代学人去填空。而登高望远的通史技术派则试图从大视野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他们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料的精准考证研究，而在于对我们常见的历史史实、事件人物所作的不同维度的剖析、阐述。他们说的技术通常是一些现代化的标准，淡化了意识形态，运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去考量历史，他们将历史的经验当作一种理论模式，倡导的态度和方法是用现代的眼光来观察、叙述历史。但实际上这种方式也是有遗憾的，因为所谓“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也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举个例子说，在《马克思传》中梅林时代的恩格斯对证券市场的理解和2015年中国股市演绎的大戏区别真的蛮大的，恩格斯当兵退伍后上班的纺纱厂和今天贾跃亭的乐视网那差异也不是一点点。

也就是说，用现代化的标准来考量历史是个动态的工作，因为现代化的标准是会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虽然通史技术派仍然也有很多遗憾，但相对于部分传统的史学研究，技术派们当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认识历史的角度，这是时代和历史研究的进步。

通史型专家

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现实的学术环境中，通史型专家的视野及带来的成果在学术体系中有无法量化的部分。他们透过通史进入历史的时空形成的视野及其表述，有时候很容易被大家按照“穿越”的剧情来揣测，有很多人会质疑他们穿越到古代的天空向下看历史的客观性。正是因为与非主流的方式比较接近，虽然非主流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也可以部分的、分类的被解读为进步发展趋势的一些苗头，但很难进入主流学术范畴而被边缘化显然在初期也是必然。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的历史研究成果可能更具有社会效应，成为了一本本通俗读物而踏入老百姓更喜欢、更好接受的文学艺术边界。这好比说“当年明月”的历史书写得是不错，但真要教授们去评论他的学术性，估计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应该是在学院里埋头做学术，让历史成为一本本论文参考资料，还是应该鼓励大家让历史成为更普及性的读本、课程，让更多人了解一些历史？虽然这些历史因为可读性和叙述方式有些走样，我的意见是，也许“八贤王”的故事还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但在这个“开启民众智慧，协力复兴中华”的时代，先获得框架性的知识也比一直无限期等着获取精准知识更重要。

历史的不确定性

当我们认识到历史的真实是“当下态”时，实际上“显微镜”和“望远镜”都是有其存在的必然合理性，作为读者，我们期待历史研究者们能够两者兼顾。

埋头于“显微镜”的学者们正在尽量想办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开来，学术成果不再是堆成资料放在图书馆里只给做论文的人用，以前是情非得已，但现在学者们都意识到了传播学术知识是当然的责任。如果学术成果不论是主观上还是被动的结果，导致只能在小范围、小部分的人中传播，那对于研究者本身和广大的民众来说，都是巨大的遗憾。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分享已经是必然，而主动的进行知识分享才是顺势而为。

“望远镜”历史学者们在通达历史时空的同时，也正在静下心来严格比对参照史料，不再人为主观的演绎历史。从小人书和戏曲中的演绎人物到科普型读物、课程、游戏中的历史性人物，这一步进化看似普通平常，经手的人很多也都只是普通劳动者，但课外历史的教育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新一代的孩子们会得到更理性而客观的历史滋养。多数的名人，和王立群教授一样，实在是自己拿不准的内容，也开始会清楚明白的说明哪些部分只是自己的分析，而不是来自史料。

在逐步富裕起来的今天，广大的民众迫切需要历史口粮，而且是口感要好的口粮。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提供各种精神食粮的人还是不少的，但其中也有乱洒狗粮的，作为一般老百姓，我们则要自己去选择判断这两种镜头下的历史镜像。这样看来，历史好像是始终充满不确定性的，因为我们的认识环境和认知都在变化，但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是不会重复的当下态，我们认识的历史都是现在对历史的理解，也许100后历史的解读更合理了，但影响的只是后人，我们的思维则定格在了以往的历史回忆中。历史是在变化，但若干年后，又有多少已经长大的不爱读历史书的少男少女们，会把记忆里“甄嬛传”中各小主的爱恨情仇当历史讲给自己的孩子呢？希望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会有人清晰的告诉他们，那只是文艺故事而不是历史，历史其实不是那样的。

新的历史

在历史的当下态里，我们当然没有去发明或制造历史，我们能做的只是按照现有的知识、社会环境、史实资料去表述和理解历史。虽然我们不能制造历史，但我们可以着手改变现在，在开始书写新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让更多人明白历史的真实状态，让更多人在真实的历史认识里寻找自我和世界的真相，并影响与之关联的生活、工作和环境。

在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中国更具有影响力的时代，在新的历史中：东方思维开始深度影响西方，西方缓慢而明确的在调适并适应这种变化，接下来，西方会开始隐晦而谨慎的从东方哲学中寻求部分经验并尝试替代西方的些许精神和观点，东西方正在积极寻求彼此的大融合。这次的大融合中，有东、西方这样的地域文化融合，也有意识形态领域中唯物、唯心主义的融合，还有宗教、经济、人文、政治的融合，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壮阔璀璨篇章已经开始书写。

2、序言。

梅林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 梅林还记录到，有一次拉萨尔是这么说马克思的：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

这样看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定是知行合一，不只是一个白胡子老头生活在云里雾里的仙境中静思打坐，而是要行动、行动、行动，重要的事说三遍。我认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面对世界和民众是矫情的，也成不了大思想家，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王阳明

回望一下咱们东方，边思想边行动的思想大家也不少，王阳明是一个。首先他当然是个思想家，建立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理论体系，这种广泛的影响力已经延续了多年，跨出了国界。同时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始终还在政府任职，一生处理了大量的各级政府的各类政经事务，还指挥过大规模的“剿匪”平叛作战。这样的经历，让王阳明和其他一心只搞理论工作的人大不一样，也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让他从“格物致知”走到了“致良知”。

当然，王阳明也不是天生的通才，他也有读死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理想着去“格”尽天下之物，但自己“格”了竹林几天天夜，也就是和院子里的竹林面对面坐着“死磕”了几天几夜，一直 “磕” 到病倒后，才发现要格尽天下之物是多么的不易和不可能。“格”了几天几夜的竹林？现在的人看到这里，想想也是醉了，但王阳明对真知灼见的执着追求和强大的行动力可见一斑。也正是对格物致知这些传统哲学进行长期实践后，王阳明才拨开迷雾，拂去了心之蒙尘，发现“良知”一直都在我们心中，明心见性，天地万物各行其规律，人人都可以像圣人一样去生活，只要我们平时注意修身就能养天性，性善就可以守心之本体，未发之中人人都有，和谐幸福人人可求，社会大同计日可期。

王阳明给了老百姓一条更好走的路，他开创了心学体系，也开启了中华民智。

《金刚经》

看了王阳明的探索学习过程，回头一想，我们似乎都有过王阳明“格”竹子的经历。

我年少的时候为了修炼好心态，那是企图对抗荷尔蒙的意思，到处找书寻理求“心态”。后来，找到了《金刚经》，虽苦读，但总是不得要领，因为当时是把书当秘籍看，就像看了很多武侠小说后，幻想着成为武林高手，忽然发现一本“葵花宝典”出现了一样。因为读不明白《金刚经》，所以计划着要把所有佛经全看完，妄图“格”尽天下之佛经，求出好心态。实际上佛学书籍量太大也不大可能看完。最后，自己变得面黄肌瘦、头发干枯，经常生病，荷尔蒙的影响是减少了，哈，不过，人也成小老头了。

后来人长大了些，读过一些南怀瑾论宗教的书后，为了重温这段历史，再读了一次《金刚经》，才发现这经也是别有一番天地。细细读来，其实菩萨也没整什么玄奥的大道理，也就是从吃饭、洗脚的这些平常事说起。

关于佛法，《金刚经》在“正信希有分”和“化无所化分”中说了，佛法如渡河用的船，也就是说，佛法就是你从此岸到彼岸的工具，是工具不是神器，只是渡河用的。就好比我们生活在闹市想去郊外的山上清净一下，你要坐车，佛法就是其中一辆去山上的车。而且菩萨说，无人需要佛来度，也就是说明心见性后人人都可以成佛，渡河靠自己就好啦。还有一种可能，我们想过河渡船都可以不需要，靠自己游过去就好了，或者像达摩一样一苇渡江，从水面上飘过去。

说到达摩的一苇渡江，我相信这是类比了《金刚经》里佛法如渡河用的船。就是说，都是渡河，有的人只需要一个小舢板，有的人需要船还需要船夫，有的人自己游过去，也有的人跟达摩一样只需要一苇就可以渡江。用经济学的方式说，就是渡河方式和成本各不一样。如果我们把渡河的场景让冯小刚拍成电影，画面上有两个人和达摩一起渡江，一个在讨价还价租船雇船夫，一个脱了大衣直接下水，还是达摩老师帅气，随便摘一苇就飘。上岸的时候，如果有接船或看热闹的肯定是围观达摩啦，谁还看那个光着膀子湿着裤衩的哥们呢？不过，上岸帅不帅气、体不体面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反正能过去就对了。

很多接触过佛学的人心里都默想过成佛到底是咋回事。《金刚经》在“无法可得分”中，菩萨就说了，菩提树下无菩提，无法可得，法也是一种相。法也是一种相？其实这是有科学道理的，法是一种规律，我们看到的佛法则是用文字或语言来描述的这种规律。当然的，文字和语言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全面地描述规律，所以，用文字和语言描述的法，已经是一种“相”。对佛学的理解，菩萨说了，不能住相，相只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好比我们以前从未整体留意DISCOVERY探索频道中的微观世界一样，世界还有很多我们没看到的，即或是我们看到的，其真实的运行规律也不是靠人类感官可以完全理解的。所以，在“非说所说分”中菩萨就说到，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意思就是说的法已经不是法，也是我们刚才讨论的，用语言表述出来的法已经不是法。而在“法身非相分”中又说到，以相求佛不见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我们本就看不全的相来等同于佛法，那就在求法路上走偏了，我们一部分人就可能走到没有渡船的河边，自己游泳技术又不好，也没有达摩那一苇渡江的功夫，那就只能晾在荒野郊外经历苦难，当然能找到回来的路也问题不大，还可以继续想办法渡河。菩萨也都为我们考虑到了这些，所以，菩萨在“离相寂灭分”中告诉了善男信女们，离相就是佛。实际上，要做到菩萨的这句话是很难的，离相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怎么样才能离相？就我们一般人来说，还是要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才有可能，绝大多数普通人是没有达摩那么厉害的功夫，很多人渡过河的时候，都是光着膀子湿着裤衩。还有很多人，在光膀子湿裤衩上岸前，还经历过找不到船、苦学游泳技术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穷经皓首用尽了大半生的时间才得以实现。所以，如果能找到一条更好渡河的方式，是多么的重要，功德是多么的高。要获得真知是极其不易的，有没有更普世的思想来指引老百姓擦亮眼睛获得智慧呢？

中华心学

随着自己阅读面的扩大、生活阅历的增长，我发现能让人快速找到门道的，也就是说要找到一条比较好渡河的路，还是慧能和阳明的方法比较好。所谓禅学即心学，“心性”即“佛性”，只要明心见性就可成佛成圣，原来懂道理也不并不需要每个人走遍千山万水、看遍人间百态，穷经皓首大半生去求真知。这实际上是给了老百姓一条阳光大道，大家都有机会成圣成佛啊，这个变化可以说是无比震撼的，在思想和心态上已经改变了我们中华族群。

慧能大家都知道，而阳明心学则因为多种原因只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到如今，阳明心学已是渐起的显学。在王阳明年代，大家还没有认识到心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之学，要知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心学”已经不全是“阳明心学”，是王阳明打开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个“心”的窗户，现在看来，中华传统文化彼此融合发展到“心学”，实际上是中华文化融合统一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也是我把“心学”称为“中华心学”的原因。原来高大上精英文化成为了寻常百姓家的人情练达，让老百姓也可以世事洞明，活得坦荡豁达。阳明心学为中华 “心学”这一伟大思想阶段的到来做了充足的理论贡献和实践铺垫，“中华心学”的出现不是一个顿悟，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尝试着梳理一下。

儒道佛

大家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儒、道、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家关注人与社会、道家关注人与自然、佛家关注人与自身。你看看，人与社会与自然与自身，啥事都关系到了，中华文化能产生这样三者的分工配合可谓不服不行啊，天圆地方的，都周全了。儒、道、佛三教之内可说的、想说的东西不少，我们先来看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吧。

早年间，佛经传入汉地后逐渐成长为了中华佛教，这也说明中华文化太强大，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把佛教都汉化了。但汉化后的佛教也与本土道教产生了矛盾，除了理念上的不同，有部分还是经济原因，以前做个法事都是找道长，现在也请高僧了，信仰也出现了差异化竞争，竞争当然都是不舒服的，但竞争后的市场始终还是对老百姓有利。从理论体系上说，佛教比较系统，经书多，经典多，但道教接地气，不反对儒家的伦理，道家宣扬得道成仙，长生不老，有仙家气质，还傲气的认为有“老子化胡”这一说，信众不少。“老子化胡”特别有意思，因为在道家看来，老子已经是神仙，都已经是“太上老君”或“道德天尊”了， “老子化胡”也是必然的啊。不过，这实在只是佛教徒的恭维之举，人家也就为了传教才这么说的，道家的哥们还真信了，唉唉，不学习真可怕。而会恭维人的佛教徒则认为生是空,有“轮回”，主张“无生”。后来佛教徒们在中华大地站稳脚跟了，部分佛教徒也开始强调高度，甚至认为孔、老都是佛祖的学生，自己是高端宗教，这样的佛气，我们看看也就一笑而过好了。道教经常说佛教不维护社会秩序、逃避租赋，但他们反佛也借鉴佛，比如全真教。佛教说道教理论水平差、搞巫术，但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也学道，比如天台宗、密宗。应该说两方还是有各取所需，大家都愉快的在中华大地生长。

儒、道两家呢，都是土生土长的嘛，两者总体关系融洽互补。《庄子》一书涉及孔子的有40多处，虽然双方在救世方式上认识有所不同，但两家都尊崇自然力，当然道家后期的巫术除外。儒家的“大同世界”、老子的“小国寡民”都有同根同源之基础，都是中华原始宗教的传承之学。儒家有精英分子关心社会人生，道家则普遍天道自然，在儒道共同教育下的华人，最后都讲究所谓内圣外王，跟我们的铜钱一样，外圆内方的，每个华人脸上都洋溢着神仙一样平静安详的神情，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心有钟馗。实际上，儒、道两家也就我们现在这么说，秦汉之前儒、道本来就一家，而汉儒又不同于孔儒。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兼奉儒、道，这当然是聪明的，这两家合作互补，珠联璧合的，联起手来，往大的说可以治国平天下，小的方面看也可以修身齐家。正所谓道家的遁世也成就了儒家的功名，人家讲究的是内圣外王的君子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他们总体关系和谐互补，互相促进，不像它们同佛教的关系那么紧张。这样看来，外来的和尚还真是不好念经的。

不过经过多年的磨合，现在看来，儒、佛的总体矛盾也不大，许多高僧都出身于儒家，在世俗失势后又寄情于佛学。儒、佛两家都注重心性修养，儒家也视佛学为一门系统哲学，它们都有理性主义的精神。佛教徒认为他们自己理论水平高，平时主要还是攻击攻击道教，因为儒家是钦定的，惹不起呗，说儒家就等于说朝廷，佛教徒们虽然居于尘世之外但也不傻，也不想自己找麻烦。实际上，儒家反对佛教的部分，也多为道统，说佛教只讲个人修为啦，不关心国家大事什么的。不过，话分两头说，如果佛教徒们真时时刻刻的关心、参与国家大事，估计也没什么好果子吃。部分思想家还是认为儒家适合治世，佛家适合乱世什么的，现实生活中，理学家们却善于借鉴佛学，但功利观还是始终不同，而新儒家更注重“返本”且“言新”，对佛学兼容并有所选择。

三教合一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谈儒、道、佛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说三教合一的发展历程。三教合一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终归一到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民族精神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儒学经历了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三种形态，其中汉代经学儒、道互补，宋明理学儒、道、佛互补。三教合一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明中后期，很多人开始反思、批判儒教，对于儒教进行了反权威、反经典、反道统的“三反”批判。这样的反思，让儒教重新回归到了儒学，回归儒学就能够让儒学更为平等和谐的和道、佛融合统一。儒学的回归，加上关帝信仰、三一教等推波助澜，在客观上儒学的发展促进了三教合一，也最终确立了中华文化三教合一的传统。

在三教合一的早期有人认为三教当然是处处合归于儒，但实际上提倡“三教合一”为立教宗旨的却是道家的全真教，他们认为儒、道、释的核心都是“道”，客观促进了三教理论的融合。有这样的促进，当然不是偶然的，大家都知道，道家倡议人类“按自然规律办事”，从人的本性来实现人的价值，道家所谓的自然是“如其自身的状态”，“道”取法于“自然”。道的世界，一切皆自然而然，道家认为“自然”就是宇宙万物间最普遍的运行原则。正是道教这些闪耀着伟大智慧光芒的理性主义理论，三教才得以“闻道”相通。

佛教与中华文化的融合既体现在从“无生”到“自适”再到众生追求生死两忘、自由自在的境界。也体现在从“轮回”到“现世”，到开始从人的“心性”去实现理想人格。三教合一的历史大环境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在具体理论体系上，心学与禅学开始互融互通。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心”与“禅”相通，佛家也认为禅学即心学，“心性”即“佛性”，明心见性就可成佛，人人可成佛。也就是说，佛家也认同了大家其实都是说的“道”，只是表述方式不一样而已，都是真理。我们平时接触的禅宗、密宗都有对佛学发展的显著成果，这也是佛教与中华文化融合的具体体现之处。毫无疑问，中华文化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儒家认为 “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是合一的，正所谓“天人合一”。 道家认为“道法自然”，自然是最高的“道”，也是万物普遍的运行原则。佛教认为种了什么因，就结什么果报，因果是自然法则规律。三家都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都有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爱护万物并尊重生命。同时三教都强调把技术放在理论和道德的驾驭之下。他们都提倡保护自然生态资源，实际上天人、自然也是因果，三家倡导的都是一个“道”，都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

这样看来，儒、道、佛面貌不同，但“圣心相同”。 三教都重视人的“心性修养”，认为心性修养是成就理想人格和实现人生价值、追求崇高精神境界的根本途径。儒家的超我、道家的唯我、佛家的无我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个性化选择，三教虽然追求不同，但在“闻道”见性上相通。儒、道、佛都追求“完人人格”，就是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格。三教都认为完人是可以实现的，它们在实现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手段上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点。儒家认为人有德性，佛家认为人有佛性，“明德”成圣贤，也就是先要有绝对智慧，然后成就功德圆满的“大圆智镜”。儒家所谓的明德最终就是要获得德性，德性这个儒家的绝对智慧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佛性，所以德性也就是佛性。而德性与佛性说到底都是心性，心性是天成的，良知一直在那儿呢，儒、道、佛都是通过心性这个途径，才能明心见性，拂去心尘，守善而未发之中，也才能“闻道”实现三教的“完人”追求。

儒家主张“人人为圣人”，道家认为“满街皆圣人”，佛家提出“人人能成佛”。孔子都说“我不想说话了”，因为人人都可成为圣、仙、佛，那还要传什么经、布什么道呢？这实际上是社会思想的重大进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批先知先觉的思想家们，用圣、仙、佛这样的理想追求指引了大众去认识社会和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的圣、仙、佛的传帮带下，宗教神学高端理论走入了人间大众，万千信众、普通人都可以成圣、成仙、成佛，也就是说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以前先知先觉的圣、仙、佛现在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普通人也都可以达到圣、仙、佛的认识水平，很简单啊，只要你从“心”出发，顺着这个道走，就可以到达幸福、和谐、安详的彼岸。这样简单的“成长路径”让老百姓看到了幸福的曙光，也照亮了脚底摸索的路。

可见，儒、道、佛外在宗教形式是有不同，但内在义理一致，成佛、成圣的途径都是“心”。三教闻道都见“心”，三教合一合出的也是“心”。儒家的“仁”、道家的“道”、佛家的“无”何以能够融和相通？就是因为他们都遵从内心，礼从心来，道在心中、即心即佛，心在哪里？就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因果中，在宇宙万物大千世界里，也在我们的最初一念里，中华心学就这样披着霞光出现了。

精神与存在

儒、道、佛三教合一合出了中华心学，这当然是我们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发展进步，但我们回望一下，实际上儒、道、佛早已经从思想领域开始积极影响现实世界。

儒、道、佛是中医药学思想、理论、疗法、方药的重要源泉。中国文化中历代著名的医学家，都出自儒道佛三家。中医打上了三教的各种烙印，三教完善了中医药体系和中医理论。三教合一也在中医中得以体现，三教对中医的影响，是文化传统对实用科学的影响，也是思想领域对物质世界的不断融合和影响，更是精神与存在人类社会谋求统一发展的有益探索，这种探索也是唯物与唯心主义融合统一的探索。

儒、道、佛的融合，还有一层重要关系，那就是对政教关系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多为皇权的“三教并用”，三教都是皇权教化人心、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一些思想家提出所谓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正是符合了传统政教关系的需要。也正是这样的政教关系，除了个别有个性信仰的统治者和政权，长期看来，国家统治者对三教基本上还是一视同仁，都是拿来教化人心的，并没有长期尊崇一个教派，更没有向政教合一的政权方向发展，这给三教给出了长期相互融合、共生共发展的有利环境，也客观上促进了三教的融合统一。在三教合一合出中华心学后，因为近现代中国的动荡，统治者并没有系统性的引导发展传统文化。现在国家正走在复兴的大道上，领导者也认识到文化传统在国家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历史给出了时间窗口，让国家管理者可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抓住中华心学这个法门，让民众找到文化自信，顺心而为，开启民智，让每一个华人的涓涓细流都能够汇集到中华复兴的历史大河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进入新时期后，在中国，强大的儒、道、佛理性精神开始融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唯物，这与三教的理性主义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带着法的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强调唯物到关注“人”的因素到开始关注“心”，这与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多、更进一步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中国当然有其必然性，这方面的论述太多，就不再一一展开。需要清醒认识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我们不能怀疑历史的选择和否定已经存在的现实。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已经注定了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参与，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会继续和中华文化共同发展，还不到做历史定论的时候。但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给中华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把原本儒、道、佛的理性精神通过外因进一步发展为现代社会的法和契约精神。这样的法和契约精神可以说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历史社会学家们在做文化的自我批评时候，正是不断的在提醒大家我们需要现代社会的法和契约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路径，这个路径在改革开放30年来，让人们看到了这个路径的历史必然和斐然成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外因带来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变化接下来会促进中华复兴的内因推动。

中华文化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了现代化，当儒、道、佛融合统一形成的“中华心学”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始形成内因精神动力时，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波澜壮阔、伟大复兴的一章就已经开始华丽展开。

华人

说到人与法律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立法者不是在制造、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为什么仅仅是表述？因为法和法律早就在那里，在哪里？就我们而言，当然是在儒、道、佛里，在中华文化里，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因果里，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里，在新儒家、生活道教、人间佛教的探索里。也只有这样的法，才是我们的法，是符合国情、民情、社情的法，也只有这样的法，才可以让华人得到最充分的自由、民主、幸福。因为人从来不是一个自然的人，都是在法律环境里的社会人，有了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法，才会有中华文化下的华人。当然，表述法律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变化已经开始，未来值得期待。

关于人与宗教文化，马克思认为：教徒要想获得自由，必须不再是教徒。在文化传统领域，儒、道、佛三教的众信徒们正是从“心”出发，最终归一在中华传统文化里，既融合了新哲学也创造了宗教奇迹。“三教徒”正在经过中华“心学”进化成一个“华人”族群。是的，华人，已经超越三教，行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由大道上。以后怎么走？不要紧，我们是华人，我们知道“三教一心”，我们知道“致良知，格己物”，我们只需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我们知道，在历史新时期，中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融合发展，是因为中华心学开启了新时代唯物与唯心主义的思想融合。中华心学让人们在世界思想领域范围内，第一次清晰的看到了唯物和唯心主义的统一交汇点。

也就是说，接下来，哲学即将突破历史惯性式的语言思维表达方式。最重大的变化是唯物和唯心将突破社会因素的屏障，强调革命性的年代已经开始远去，唯物和唯心已经开始脱离社会因素的干扰，成为人们可以自由探讨的人类思维科学。“唯”字的含义开始模糊变化，或者可以另有解读，唯物和唯心都将发展成为唯“基本规律”，而中华心学中的“心”这一思想领域的基本规律开始让不再革命性的唯物主义所接纳，由此，也打通了唯物与唯心的交汇点。

在中华心学中，“心”是唯物的，所以唯“心”并不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立场鲜明的唯心主义。在提出中华心学后，现在开始的唯“心”也是唯物，唯的都是基本规律。而唯物主义也不全是以往的只唯物，唯物主义在融合“心” 这一基本规律后，也可以第一次堂而皇之的出入人的心灵，唯物主义也开始唯“心”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候啊！“心”这一融合了唯物与唯心主义的基本规律已经等待了我们太久，我们终于开始清晰而正式的认识到它，人的心性第一次明确成为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同一基础。

在中华心学中，明心见性，坚持“致良知”，拂去了心之蒙尘，回归本性，就是回归到天道和基本规律，也是回归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主义。心外有物、道不远人的自然主义也是马克思认为的彻底的自然主义，马克思认为自然主义既不同于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而是能够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普遍真理、基本规律。人类的智者都已经提前感知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融合统一，也许因为时代的原因，每一代思想者都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在马克思的时代，因为环境和历史的需要，唯物主义被赋予了其他社会因素，也客观上延缓了唯物和唯心主义融合统一的进程。

而现在历史条件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真诚的认为，多年前，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是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只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一切开始明朗，“心”理所当然地让人类思想从非敌即友的唯物、唯心之分融合发展到了中华心学这个新阶段，以后不再会有纯粹的唯心或唯物主义了，我们不再住在“唯心或唯物”这个相里，而是从已经发现的“心”的基本规律下重新认识社会。“心”是唯物的，哲学的“主体”有了“心”，这一人类社会思想领域的重大进展，让我们走出了哲学的公式化理解，让思想与现实和解，让思维与存在统一，人与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自然界也开始重新复活，社会学家们即将重构社会空间，这一变化已经注定要改变我们的未来！

3、青年时代。

在《马克思传》中，梅林写到，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教会中盛行着一种相对宽容的理性主义，即所谓理性宗教。在当时的情况下，放弃犹太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解放的行动，而且是一种社会解放的行动。青年黑格尔们把犹太教看成是基督教的准备阶段，按照鲍威尔的意见，犹太人只有首先学会基督徒的经验并通过黑格尔哲学，他们才能走上通向自由的道路。费尔巴哈则认为，犹太教是利己主义的宗教，犹太人的利己主义是以宗教为形式的利己主义。马克思则认为，犹太徒像基督徒一样，犹太人只有克服了自己的宗教以后才能获得自由，自由的形式还有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分。马克思超过费尔巴哈的地方是，他认为犹太人如果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教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马克思还特别说到，发展到最高程度的政治国家则既不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也不要求一般人放弃宗教。

梅林认为，在当时的好几十年当中，改宗基督教是犹太人中间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前进一步的表现，而亨利希·马克思和他的家人在1824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从犹太教改宗到基督教，这显然让马克思家族有了不同的宗教视野。我看到马克思一家有过改宗的宗教经历时，还是有些惊讶的，但随着后来我去研究了这些世界级宗教的关系时，又对改宗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关系其实挺有意思的。

三大宗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三大宗教各有特点。单从创立时间来看，佛教最早，基督教其次，伊斯兰教最晚。

释迦摩尼在公元前6世纪就创立了佛教，这也难怪佛教徒们经常认为释迦摩尼是很多前贤、圣人的老师，因为佛祖确实开悟得早，我也相信很多前贤、圣人如果接触过佛学应该也会有很多启发。佛教的代表经典为《大藏经》等，教义关键词是圣谛、缘起、戒、正道、法门、法印、因果、无我、轮回等，佛教分类为大乘、小乘、密宗、北传、南传、汉传、藏传等。

耶稣在公元1世纪创立了基督教，经典是《圣经》，主要教义是上帝、创世、原罪、救赎、永生、众生平等、启示等。主要教派有天主、东正、新教。基督教对世界影响深远，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发达国家的人都信仰基督教，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基督教也得到更为有效的传播。

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创立伊斯兰教，经典是《古兰经》，信仰关键词是信安拉、天使、经典、圣人、后世、前定等。主要教派两个，逊尼和什叶，虽然才两个教派但就这两兄弟也经常闹矛盾还打来打去。因为文化和信仰的差异，伊斯兰教在近现代都打上了各种标签，经常和各种纷争、冲突甚至战争联系在一起。

亚伯拉罕系

在世界级宗教中，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属于亚伯拉罕系宗教，也就是说它们都认可《圣经》的旧约部分，所以《圣经》的旧约应该是世界上有文字记录以来，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也正因为它们都属于亚伯拉罕系，所以都是一神论，三教的共同圣地都是耶路撒冷，这也是耶路撒冷为什么那么多纷争的原因之一吧。

不同的是，基督教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弥赛亚，他们认为犹太人违背了旧约，认为新约是上帝与人新订的约，而穆罕穆德是自封的先知，古兰经是人造的。伊斯兰教则认为耶稣只是先知之一，穆罕默德是上帝挑选的最后一位先知，认为圣经的内容已被修改或失真误解，一律要以古兰经为准。而犹太教则不认可新约，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要继续等待弥赛亚的来临，他们也认为穆罕穆德是自封先知，古兰经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就是为了谁是弥赛亚，谁又是真的先知，一直以来，这几个表兄弟老是为了这些观点吵来打去，这可不同于我们一般人的打闹掐架，这样的宗教教义分歧甚至带来了各种战争和灾难，但仔细一分析，它们其实都是亚伯拉罕系，又何必呢？宗教纷争真的是让人看着蓝瘦而香菇。

基督教与佛教

应该说，基督教与佛教区别还是会大一些。首先基督教是一神的，佛教是先无神后多神。基督教的人从伊甸园堕落到尘世，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佛教的人一直在轮回路上，认为自己是芸芸众生之一。基督教的人视死为新生，有的上天堂有的下地狱；佛教的人视死为轮回，有的往生或成佛有的在六道轮回中无法解脱。基督教认为人拥有上帝的形象，人有罪，需要上帝的救赎；佛教认为人有佛性，众生有佛性，人可以依靠自己成佛。

伊斯兰教与佛教

而伊斯兰教与佛教也大不一样。伊斯兰教认为是真主创造了宇宙的一切；佛教认为世界起源为缘起说。伊斯兰教认为真主与人有主仆之分，人在万物中最尊贵；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伊斯兰教认为婚姻是天职；佛教认为人要放下一切，包括婚姻、家庭等。伊斯兰教没有具体的真主形象，反对偶像崇拜；佛教也认为“佛”与佛像不同。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主宰生命也会收回生命；佛教认为人生死轮回。伊斯兰教提倡勤奋工作、人人有获得财富的权利，但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获得的财富也是因人而异，只享受自己的劳绩，这实际上已经认可了财富分配不均的社会现状；佛教则认为财富无罪，“如法”取得财富就是“正命净财”，唉唉，看来富贵果然由天啊，原来菩萨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佛教也认为不应该占有财富，如果非法取得财物就是恶。在财产的归属上，伊斯兰教认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但一切财富最终都归真主所有。而佛教提倡的是不占有财产，要求与财产保持距离。伊斯兰教和佛教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相信“前定”，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科学家不是创造了什么，而只是发现了原本就在的规律而已，好像也真是这个理儿啊，就好比说，我们前面说到“心”也是基本规律，唯物和唯心可以统一在中华心学一样，这些基本规律确实是一直都在的，只是我们人类随着社会和认识的进步，才最终得以发现并确认下来。不过，如果老是认为人啥都不能创造，那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科学家们估计就没那么大的劲头去发现那些规律了，那我们的社会发展就慢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