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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的原生态
诗的生态有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其外部生态是指一篇诗得以产生的外部社会文明环境状态;其内部生态是指诗内部生长、生存状态。我把一种具有从诗之内部的各自的单一存在抵达通篇可以让人领悟到的存在的诗的生态叫做原生态。
外部生态比较好理解。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五言诗、七言诗都是在农耕社会文明这个大环境的不同阶段产生的,虽然它们依赖诗人创作出来,但关键是时代环境使之然。只要时代环境没有大的改变,就决定了这个环境里的后来诗人无法写出好诗。比如,中国的宋元明清诗人,他们中许多人天资聪颖,饱读诗书,又行万里路,生活阅历特别丰富,而且气烈秋霜,志薄云天,但他们找不到新的政治理想、新的美学思想、新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们没有写出惊世之作。正面的就举帕斯的《太阳石》来说。太阳石是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太阳历石碑,1470年至1481年用玄武岩雕成,1790年出土于墨西哥城,是印第安文化的象征。太阳石重见天日,一定有诗人写过,但那些诗为什么都不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或世界各地?为什么一定要等到1957年也就是距离太阳石出土后167年才有诗人为其写出震惊世界之作呢?帕斯固然是伟大诗人,但如果是处在十八、十九世纪,他恐怕也只能哀伤自己生不逢时了。因此,我很可惜那时才人没有遇到产生帕斯写作《太阳石》的外部生态,并想到历史上许多诗人,虽有雄心而不得其时,也只能是赍志而殁。然而,帕斯作为一位诗人,当外部生态优越时,他如果没有诗的内部原生态意识,哪怕是朦胧的原生态意识,即使毕其一生之功恐怕也只望望太阳石而已。不仅帕斯有关于诗的内部原生态意识,我还认为其他的现代杰出诗人也有。在今日中国,我相信有成就的诗人最少是朦胧地意识到诗的内部原生态之于现代诗的存在。
诗的原生态只作为新诗的特征而存在。在中国古诗中一直没有。在西方,诗的原生态也只有在波德莱尔以后的部分现代诗中才有;以前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直至古罗马、古希腊的诗都不曾有过。纵观世界诗史,尤其是现代诗,我们可以这样说,好诗不一定是原生态的,但具有原生态的诗一定是好诗。并且,我大胆宣言:原生态一定是新诗发展道路上不可回避之存在或诗学观念。
诗的原生态是指由意象(主要是征在象)带出原本的实际生活又从原本的实际生活中长出意象的不断带出、不断生长的以实际生活为土壤、以意象为苗秀的整体的系统的存在形态。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就不得不探讨实际生活中的意象和意象中的实际生活了。
我们每天少不了吃穿住行、工作、学习、思考等,站在客观世界看,这就是实际生活。但是我们从文学的角度看,这只是客观世界的生活现象,它实质属于现象生活;它活生生的。但于文学来说,一般只能属于存在的生活,而不属于生活意义上的存在,亦即不是存在。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文学一定是追寻吾人之存在、最终抵达存在。文学中最能抵达存在的莫过于诗。诗一旦抵达存在,其所关联的生活,就是实际生活,就是存在本身。从这种实际生活中生发出来的意象才属于实际生活中的意象,反过头来说,这种意象中的实际生活才是实际生活。
到此,我们就要探讨何谓抵达存在。且以小说为例。十九世纪及以前的小说所写都只能被看做现象生活,由于这种生活总是体现在情节之中,而且又有别于客观世界中的现象生活,我们可以视之为情节生活。二十世纪小说家不满意这种情节生活,于小说进行了大胆地探索。英国作家伍尔夫就是其中之勇敢者。伍尔夫强调“内心真实”。她认为“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一个普通人的“头脑接受着千千万万个印象──细小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刻下来的。这些印象来自四面八方,宛如一阵阵不断坠落的无数微尘”,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因此,视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为己任的作家,就会深入到人物的意识深层,他们的作品也就会“没有情节,没有喜剧,没有悲剧,没有已成俗套的爱情穿插或是最终结局”。基于这个观念,她指责贝纳特、威尔斯、高尔斯华绥等作家花很大心血去描写无关宏旨的物质生活背景和人物环境,而不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她认为他们的作品,即使结构再严谨,技巧再精妙,也不可能再现生活的真实,只能得其形而失其神,令人失望,这类作家只能称为“物质主义者”。我认可伍尔夫对以前小说的批判。
但小说就是小说,它没有内部原生态之特性。像伍尔夫这样的小说家,读其小说虽然感觉与十九世纪小说有别,但其生活不是用意象来表达的,《墙上的斑点》就是例证——尽管伍尔夫在小说中运用了一些意象,但意象总是在拖长了的意识叙述中被淹没,所以,其小说是接近存在,而没有抵达存在。因而其所写也只是精神领域的本质生活。事实上,几乎所有小说都无法抵达存在。
按照存在主义观点,在一切二元思维——不管是先天与后天、质料与形式,还是一与多,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区分之先,在人的原发生活之中,就已经有了或存在着一种纯关系境域的意义构成,它不能被抽象化、孤立化为任何存在者和存在者层次之上的东西。小说因其固有之特性,它只能在二元思维中运作。为了好理解,我们简单地将生活划分为三个层级:存在——存在的世界——存在的世界的现象生活。我认为最好的小说也就只达到存在的世界这个领域,十九世纪小说也就是在世界的现象生活这个领域。
几乎所有小说呈现出的是现象世界和假想的现象世界,其生活是情节式的现象生活。这种生活,没有融入意象(主要是征在意象)中,二十世纪一些小说虽然也运用意象,但其意象却融入现象生活中,并且让意象带来的存在在情节中不断消解——没有存在,有的只是世界的存在,或存在的世界,或世界的现象,从来不是存在本身。这种生活被作者展开后就已经固定死了,这种生活一览无余,不能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空间,更不能显示实际生活的本性。而原生态的诗就不一样。诗中的实际生活是通过征在意象来运作的,这种意象式的实际生活,它是以语词形式切入实际生活,让生活融入意象中,让生活供养意象,让生活成为意象的土壤,而意象带出、显示实际生活或者存在,最终是意象中的实际生活和实际生活中长出的意象融为一体而抵达存在。这点正好契合了存在主义观点——一种纯关系境域的意义构成,具有生活的原发性。
我们知道,融为一体而抵达存在非常困难。大师波德莱尔说,把你的思想和情感交给一棵树,然后一棵树的摇曳就是诗。然而我们怎么交给呢?我们无法与树对话,我们也无法走进一棵树里面去,确切地说,我们就无法交给它什么,更遑论抵达存在。
如果是结合的情形又是怎样呢?在数学里,我们常常是舍弃实际生活的存在体的本身,才可以说一加一等于二。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不能说一个人加一个人,等于一个大的人并使这个大的人等于这两个人之和。这个例子最少可以说明,在许多情形里,物物是不可相加的,而生命更不可相加。所以写诗,让主观情感和客观世界里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实在异常困难。
无法交给,又无法结合,那么,一篇诗就意味着无法完成。我们常常有诗死腹中的情形,这最少说明了交给、结合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可逾越的困难,导致诗有“隔与不隔之别”。中国古诗虽然有隔,但确实也有不隔的。我审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篇,认为它们就是隔。到二十世纪,西方许多诗篇不隔,然而在中国新诗领域直到到现在,是不隔的诗特别少。其实,诗之不隔是一回事,而在不隔的前提下抵达存在就更难。
记得王国维论词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隔与不隔问题,事实上就是一个如何结合并且融为一体的问题,它关涉着采用一元思维或二元思维方式。王国维没有意识到一元思维和二元思维有区别。但他用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来阐释虽然有一定道理,然终不免狭隘了,而且是形而上学的。事实上,运用一元思维不仅做到不隔,而且容易写出存在意义上的原生态诗篇;但人或者诗人在常态下总是在二元思维里运作,于是,我们就有必要在二元思维里开辟一条抵达存在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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