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电影（纪实原创）

“感受时代变迁纪实”随想录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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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说电影

    已经很多年不看电影了，一来是工作忙，二来全家人工作节奏不一，三是当今娱乐十分多元，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一句话，早就没了看电影的欲望。
    只是在近日的一个周末，受朋友的热情邀请，偶然聚齐的全家来到新落成的中鹰豪华影座放松放松，欣赏一部耗巨资拍摄的大片。
现在放映厅无论软硬件都无可挑剔，因此坐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那柔软的座位上，一种久违的亲切感觉，真爽啊！
    电影分秒不差准时开映，那画面，那音响真没说的。
    哎？怎么不对呀！令我十分诧异，刚开映怎么就没了以往看电影那种美好的感觉呢？
    第一感觉就像在观看大屏幕平板电视。
    自然，这么一想，看电影的兴趣全无，转头环顾现场笼罩在暗淡光线中的观众，好像远远不止我一个人如此状态。有好几个观众都心不在焉的东张西望呢，竟然还听见不知哪位还在玩手机游戏。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无心专注银幕上的地动山摇，却陷入了深思，开始寻找这种奇怪感觉的成因。
看来，终于弄明白了，我与大多数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一样，小时候的我们处在娱乐生活极为单一的枯燥年代。那时候一毛钱一张票、还得自带板凳尽量占据“有利地形”的露天电影场是最有人气的娱乐场所；后面两根电杆上摇晃着100瓦照明灯泡，虽然是百瓦照明灯，但在偌大的露天场地还是犹如晃眼烛光，显得有气无力，不比满月月光的亮度强多少。
    虽然是露天，那时的美称却叫“西街电影院”。
    既然是露天，遇到下雨天只好“熄火”，场地全泥，没有一块砖头，下雨形成的稀泥至少得晒上三四天才能继续放映，梅雨季节那就更惨咯；为了保护金贵的幕布和音箱，放映结束后必须降下收好，待到次日晚上再重新挂上去。一年四季反反复复，放映员十分的辛苦。
    在露天电影场，由于放映机都是随用随架设，位置无法固定，放映机在架好之后，放映员必须朝银幕对焦方能保证画面清晰。而对焦时刻，就是孩子们争相朝银幕打手影最高兴的时刻，高举双手拿出浑身解数，在放映机的光柱上，就像表演“皮影戏”，一会儿狗头，一会儿鸽子老鹰的争抢变换着手影动画，那是开映之前不可缺少的小插曲，小高潮。
    无疑，样板戏、苏联、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及描写政治斗争风云、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影片占据着一切。
    终于有一天，小城增加了另一所与篮球场二而合一的露天电影场，规模多出西街电影场两倍，感觉真大呀，虽然依然是露天。
    新建的二合一露天电影场的银幕处在球场的边缘，上空是四排“水银灯”的壮观照明，主要是便于晚间篮球比赛用，同时也满足了全场电影观众的照明需要，因此有了一个动听的名字---“灯光球场”。
    灯光球场成了新建露天电影场的代名词。
    第一次，灯光球场的有了整齐划一并用白漆划线、写明座号的水泥长凳，终于永远告别了自带凳子的时期，感觉十分现代，十分奢华。
    那时，家长普遍十几块钱、难以想象的低工资水准造成很多小孩没有“丰厚”的“资本”去买那一毛钱的电影票，当然大人更是节衣缩食，一两月偶尔看场电影是常事儿。
    孩子们发觉灯光球场放映有一个规律，检票员大多数在影片结束前的十分钟“松懈”岗哨。
    掌握这一规律的孩子们时常兴高采烈的拉帮结队，赶在那最后十分钟去“捡大麦（看末尾）” ，但西街电影场因为场地相对拥挤历来就没这个“规矩”。
    即使是在丰裹寒衣那零下十几度的隆冬，还是蚊虫“赶场”赤膊上阵的盛夏，这露天娱乐场所始终人气旺盛。现在想来，那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
    城里的灯光球场也罢，西街电影场也罢，远远满足不了市民娱乐生活的需求。因此，时常到城乡结合部的乡村打探电影消息是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乡村很不容易看到的“慰问贫下中农”的电影放映队不仅最受村民欢迎，临近周边的城市居民更是兴高采热。
    电影放映队在村里的打麦场上临时竖起两根树干，挂上银幕，再吊起音箱，一个临时露天电影场就齐备了。除此，有时也看到在一面墙上刷上白石灰水作为固定银幕的场面。
    这白石灰水刷墙看上去极为简单，在当时可不是轻而易举，因为除了黑板报，在乡村，土墙，芦苇柴墙随处可见，很难找到一处平滑的砖砌墙面，即便是“大队部”也极少见到砖墙。
    小城市民只要知道哪个乡村放电影，大家必定奔走相告。自行车这类犹如当今家庭轿车大件，多数家庭可望而不可及，因此都徒步好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赶场，去一睹那难得的银幕精彩，不少赶场的人还不辞辛劳、有备无患带着小凳，目的是在不能占据有利位置的情况下增加站立高度。
    那是一个不仅温饱问题最为突出的年代，也是人们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被禁锢的年代，现在的年轻人当然无法想象、理解和感受当年人们的那种精神渴求。
    不论慢步或快步，时代总是在前进。
    到了八十年代，小城日渐繁荣，兴建了第一座引以为豪的集演戏放映于一身的标准室内影剧院，彻底告别露天时代，知道了宽银幕、遮幅式宽银幕、立体电影，而更豪华的影剧院又在一年后诞生。
    那时，除了主街道，街道两侧的小巷夜晚依然漆黑，手电筒是生活必需的“家用电器”，因为没有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十分普遍，最受追捧的是带短波的收音机，因为能收到“台湾敌台”。
收音机是惟一“移动式”娱乐电子产品，最奢侈的是台式电子管收音机，最大众化的是台式半导体收音机。
    临近八十年代初期，就英寸黑白电视机开始出现在极少数家庭，如果谁家拥有一台9吋的黑白电视机，必定是有路子弄到票的“能人”，但即使买得起，也得省上一两年的“嘴”才行，尽管如此，能拥有一台小黑白的人家走在路上都觉得浑身放光。更有开明的主人干脆将它搬到院子与邻居们共享。
    晚上如果哪家院子传出欢声笑语，并不代表这家人在办家喜事，而是坐满了看电视的邻里观众，成为一道特定年代的家庭影院风景线。
    老邻居庞九是国营百货公司经理，拥有了全城第一家十七吋黑白电视机。那时百货公司的经理应该属于“高干行列”，不过，庞九为人不仅随和，也比较低调，自然也就没见他满脸“放光”，却很大方的将电视机搬到院子，面向邻居“开放”。
    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追悼大会实况转播那会儿，我们跑了很远的路到发电厂去观看不时受干扰左右摇摆的黑白投影电视，充满了羡慕，第一次知道电视还能投到布上看，那时能看到投影电视可不容易，那时，即使是大国营单位也受到“集团购买力”的严格制约，依然稀罕。
    八十年代中期，黑白电视已不再是时尚，彩电也慢慢进入百姓家庭，但“特殊家庭”才能拥有一台十七英寸进口的日立或是松下电视机，国产金星、熊猫，上海牌电视机依然主角。
    那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娱乐欣赏开始逐步多元起来，步伐快的惊人，有些时尚娱乐普通百姓还是无法超越的，那就是插带式录像机，录像机一律的东芝、松下那日本制造。
当时我所在单位就有令人羡慕的两部录像机和一台二十一吋大彩电。我是搞宣传工作的，时常组织活动，四处弄“带子”到基层丰富职工生活。
    到了九十年代初，卡拉OK那年最为风靡，直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淘汰，不过那时没有专业的“量版式”K歌厅。
    举办卡拉OK比赛虽受欢迎，而用两部录像机相互颠来倒去编辑比赛用的卡拉OK录像带是一项最繁琐工作，一件很累人的差事儿，好在不久卡拉OK录像带被非常便捷但看不到图像的CD机取代了。
    除了电影院，录像厅是最时髦的娱乐新宠。港台武打片唱响主角，到处是港台的流行歌曲，可说是轰轰烈烈，市民们又多了一项娱乐选择。
    那时我们都属于积极“超前观众”群体，三五成群结合单身伙伴，四处选择，争睹港台新片。
    但时常光顾录像厅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着手“长远”。终于，成家那年，我一咬牙弄了一台“日立777”录像机，还配备四声道音响，那是相当超前的举动。跑的最勤的地方必定是出租录像带的门市。
    “好景不长”，市中心又出现了“镭射”放映厅， VCD播放机旋风似地普及开来。很快录像机、录像带开始落伍，镭射机即刻成了新宠。
    不用说，我又积蓄多日，忍痛淘汰了录像机，买了一部三碟连放的VCD影碟机，可没高兴多久，DVD取代了VCD。
    我想这DVD怎么也得用上二十年。还有什么比清晰度高，容量大的DVD机器更先进呢！
    随着娱乐生活的多元化，电影放映行业观众已经不可阻挡的大量流失，影剧院早经没了往日购票长龙，前呼后拥的热烈场面，上座率遭受了重创。
    自我们家有了家庭影院装备后，再也没有进过任何一家电影院，同样也自以为家庭影院不可取代。
    还是高兴的有些早了。很快，有线电视、数字电视“粉墨登场”，进入寻常百家家中，几乎瓜分了原本属于影院的一切眼球。
到了二十一世纪，电脑、网络娱乐新宠开始进入寻常百姓生活，百姓的娱乐生活开始享受宽带高速带来的全新的、丰富多彩的全球化共享的娱乐视听世界；MP4及手机电视等视听装备早已遍及追求时尚的“新生代”，电脑连接电视机，享受“海量”的网络电视更是势不可挡。
    自然，除了感叹，还是感叹，只好，必须的，影碟机该仍还得仍。
再回过头来看看电影院，好像除了学生群或情侣们，似乎全部流失了稳定型中年观众，一个字“惨”，不过还得用一个褒义词“大势所趋”！
    我不记得多少年前在哪家影院，看了哪部电影了，无疑就是身在影院却没了当年看电影那种欲望因素的缘由吧。
    想到这里，我心里说不出的舒坦：这些惊人的变化是国力增强，时代进步带来的多元化结果，我们在享受这些娱乐视听享受的同时，也承受着时代与往昔那不知不觉的撞击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