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

柯彦玢 译


　　早在他刚刚步入青春年华之时，威廉·巴特勒·叶芝就作为当之无愧的诗人脱颖而出。他的自传向人们表明，甚至当他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诗人的内在驱动就决定了他与世界的关系。从一开始，他就朝着由他的情感和理智生活所指示的方向有机地成长起来。
　　他出生于都柏林一个艺术家家庭，如此，美自然成了他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他显现出了艺术的才华，他的教育也专注于满足这方面的倾向，而几乎不为获得传统的学校教育费心尽力。他基本上是在英国——他的第二祖国——接受教育的，然而他的决定性发展是与爱尔兰相关的，主要是与康瑙特的相对保护完好的凯尔特地区有关，他的家庭在那儿拥有度夏别墅。在那里他吸取了民间信仰和民间故事中富于想象的神秘主义，那正是他的人民的最显著的特征。在高山和大海的原始自然环境中，他热情忘我地致力于捕捉它的精神实质。
　　自然的精神本质对他来说决不是一个空洞的词语，因为凯尔特民族的自然崇拜，即对现象界背后生气勃勃的个性力量的存在的信仰，仍然为大多数爱尔兰人所保留，它抓住了叶芝的想象并且满足了他与生俱来的强烈的宗教需求，当他最接近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时，在对自然界生命的热心观察中，他独特地专注于拂晓各种鸟儿的合唱和黄昏里星光闪烁时蛾子的飞舞。
　　这个孩子对白昼的节奏极为熟悉，他能准确地根据这些自然特征来判断时间。由于与晨间和夜晚的各种音响有过如此密切的交流，日后他的诗就包含了其中许多最具魅力的特征。
　　成年后不久，他就放弃了在艺术方面的训练以便献身诗歌，他对诗歌的爱好最为强烈。但是在艺术方面的训练显著地贯穿着他整个的写作生涯，表现在他崇尚形式和个人风格的强烈之中，甚至更多地表现在对问题的有悖常理的大胆的解决。在此过程中，他那敏锐但却零碎的哲学思考探求着能满足他自己独特天性的需要。
　　80年代末叶芝移居伦敦，当时他所进入的文学界并没有给他提供多少有益的东西，但它至少为他提供了在野的伙伴，这对好斗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格外珍贵。伦敦文学界充满了对不久前盛行的时代精神的厌倦和反叛，这种时代精神即教条的自然科学和自然主义艺术的精神。叶芝对此所抱的敌意几乎比任何人的都根深蒂固，他是一个全然注重直观和梦幻的人，一个不屈不挠的唯灵论者。他不仅仅为自然科学的狂妄自信和处处模仿现实的艺术的偏狭所烦扰，他更对人格的崩溃和源自怀疑主义的冷漠产生了恐惧，对一个世界中想象力和情感生活的枯竭感到惊骇，这个世界充其量只信仰朝向那神圣乐土的集体而自动的进展。事实表明他对极了：人类借助这样的教育所能达到的“天堂”，我们有怎样的优势来享用，这是相当令人怀疑的。
　　甚至更为美好的各式乌托邦社会思想，以备受世人推崇的诗人威廉·莫里斯为代表，也没能吸引象青年叶芝这样的个人主义者。后来，他找到了与他的人民交流的途径，他的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爱尔兰人民，早在孩提时代他就与他们有过密切的接触。他在爱尔兰民族中所寻求的不是被现代需求刺激起来的民众，而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精神本质。他希望唤醒它，使之变成更为自觉的生命。
　　身处伦敦知识界的骚乱之中，一切爱尔兰民族所特有的东西对叶芝来说都依旧是珍贵的。他每年夏天回家乡小住，对爱尔兰民谣和民俗作全面的研究，于是就更培养了这种感情。他较早期的抒情诗几乎无一不是建立在对这些事物的印象上的。他的早期诗歌立即在英国赢得了高度的评价，因为新的素材对想象力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它接受了一种形式；尽管不乏独到之处，这种形式与英诗的某些高尚的传统仍有着紧密的联系。凯尔特语和英语的融合，在政治领域内从未得到过有效的实施，而在这诗歌的想象世界中它却变成了现实——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精神意义的表征。
　　不论叶芝曾读过多少英国文学大师的作品，他的诗歌自有其新的特点。韵律和格调都改变了，似乎它们已被迁移到另一片天空里——黄昏中凯尔特海滨的那片天空。与现代英诗相比，叶芝的诗具有更多歌的成分，曲调更为忧郁，且节奏和缓。尽管有一定的自由，这种节奏却象梦游者一般步履平稳。我们得到暗示，在这和缓的节奏下面还存在着另一种节奏，和风吹拂和自然力永恒的脉动。当这种艺术达到最高峰时，它便具备了绝对的魔力，但是却不易把握。它的确常常是相当晦涩的，要理解它还需费一番心思。这种晦涩部分在于实际内容的神秘主义，但也许同样在于凯尔特人的气质。凯尔待人的气质的显著特点似乎是热情、细腻和渗透力，而不是清晰明了。然而那个时代的倾向可能也起了相当的作用：象征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主要被吸收来完成寻找大胆适用的词语的工作。
　　叶芝与一个民族生活的联系使他避免了他那个时代风行的追求美的努力中常见的贫乏空泛。在他周围，以他为中心和领袖，在伦敦文学界他的爱尔兰同胞团体中兴起了一个被称为“凯尔特复兴”的强大运动，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民族文学，盎格鲁-爱尔兰文学。
　　这个团体里最出色、最多才多艺的诗人当数叶芝。他的鼓舞人心和振奋精神的个性使这个运动得以兴旺发展，他为当时分散的各方力量提出一个共同的目标，鼓励那些先前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新生力量。
　　接着，爱尔兰剧院也诞生了。叶芝的积极宣传同时创造了一个舞台和一批观众。首场演出上演的是他的剧作《女伯爵凯瑟琳》。这部剧作具有浓郁的诗意，紧接其后的是一系列诗剧，全部题材都取自爱尔兰古代英雄传奇。其中最精彩的有《黛尔德》（1907）——爱尔兰的海伦的命运悲剧，有《绿盔》（1910）——奇特的原始荒野中一个轻快的英雄神话；首屈一指的是《国王的门槛》，在这部剧中，简单的素材里弥漫着具有罕见的崇高和深刻的思想。那场关于国王宫中的游吟诗人地位和身分的争吵在此提出了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在我们的世界里有多少精神的东西仍然适用，它们将以真正的还是虚假的信仰而被接受呢？为了这些主张，剧中的主人公甘以生命为代价，捍卫一切使人生美好有价值的诗歌的至尊地位。并非所有的诗人都能发表这样的宣言，但是叶芝能够：他的理想从未暗淡过，他的艺术的严肃性也是如此。在这些剧作中，他的诗歌确定了稳健的风格并达到了一种罕见的美。
　　然而，更令人心醉的是他在《心愿之乡》（1894）中的艺术，它具有游仙诗的一切魔力和春天的全部清新，曲调清晰又好似梦幻。从戏剧角度上讲，这部作品也实属他的上乘之作。如果他没有创作那部散文短剧《胡里汉的凯瑟琳》的话，那么《心愿之乡》就堪称他的诗歌之花。《胡里汉的凯瑟琳》既是他的最为纯朴的民俗戏剧，也是他的最符合古典主义标准的完美之作。在此，叶芝比在任何作品中都更有力地触动了爱国主义的心弦。该剧的主题是爱尔兰世世代代为自由而做的斗争；主要角色是爱尔兰本身，被拟人化为一个四处流浪乞讨的妇人。但是我们听到的绝不是简单的仇恨的声音，剧中深深的悲怆比其它任何一首类似的诗都要克制。我们听到的只是这个民族感情中最单纯最高尚的部分；对白极少，动作也尽可能地简单。整部作品是不含任何虚假的杰作。这个主题是从叶芝的梦境中得来的，保留着来自上苍的馈赠的虚幻表征——这在叶芝的审美哲学中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关于叶芝的创作还有许多可谈的，但是提到他近年来所走过的戏剧道路也就足够了。由于它们奇特非凡的素材，他的剧作常常是浪漫的，然而它们通常都努力追求形式的筒洁。这种古典主义已渐渐发展成为大胆的拟古主义；诗人寻求获得存在于一切戏剧艺术之初的那种原始可塑性。他作了大量精深敏锐的思考，以使自己摆脱现代舞台的束缚。现代舞台的布景干扰了想象力所唤起的情景，现代舞台上的脚灯必然会夸张戏剧的特征，现代观众也要求看到现实的幻影。叶芝希望把诗人的想象原原本本地写进诗歌里，他模仿希腊和日本的模式赋予这种想象以某种形式。于是他重新使用了面具，并为演员们配合简单音乐的动作提供了极大的伸缩余地。
　　这些如此简单化了的剧作达到了严格的风格统一，题材仍旧取自叶芝所偏爱的爱尔兰英雄传说。在这些剧中，叶芝往往能达到某种迷人的效果，不仅仅表现在高度浓缩的对白上，也表现在具有浓厚抒情格调的合唱里。然而，这一切还处于发展阶段，还无法断定所得到的成就是否足以补偿所作的牺牲。尽管这些剧作本身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但它们可能比早期的作品更难得到观众的认可。
　　在他的最清晰、最优美的抒情诗以及这些剧作中，叶芝取得了其他诗人难以取得的成就：他成功地保持了与本族人民的联系，同时又坚持最具贵族气派的艺术技巧。他的诗歌作品产生于危险重重的孤高的艺术环境中，但他绝不放弃自己的美学信条。他那热情如火、孜孜以求的个性始终追随这种理想，成功地使自己摆脱了美的空虚。他始终遵循着早年促使他成为祖国的诠释者的那种精神，他的祖国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着有人为她代言。用“伟大”一词来概括如此一生的工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