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笔记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我们知道，在历史新时期，中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融合发展，是因为中华心学开启了新时代唯物与唯心主义的思想融合。中华心学让人们在世界思想领域范围内，第一次清晰的看到了唯物和唯心主义的统一交汇点。

也就是说，接下来，哲学即将突破历史惯性式的语言思维表达方式。最重大的变化是唯物和唯心将突破社会因素的屏障，强调革命性的年代已经开始远去，唯物和唯心已经开始脱离社会因素的干扰，成为人们可以自由探讨的人类思维科学。“唯”字的含义开始模糊变化，或者可以另有解读，唯物和唯心都将发展成为唯“基本规律”，而中华心学中的“心”这一思想领域的基本规律开始让不再革命性的唯物主义所接纳，由此，也打通了唯物与唯心的交汇点。

在中华心学中，“心”是唯物的，所以唯“心”并不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立场鲜明的唯心主义。在提出中华心学后，现在开始的唯“心”也是唯物，唯的都是基本规律。而唯物主义也不全是以往的只唯物，唯物主义在融合“心” 这一基本规律后，也可以第一次堂而皇之的出入人的心灵，唯物主义也开始唯“心”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候啊！“心”这一融合了唯物与唯心主义的基本规律已经等待了我们太久，我们终于开始清晰而正式的认识到它，人的心性第一次明确成为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同一基础。

在中华心学中，明心见性，坚持“致良知”，拂去了心之蒙尘，回归本性，就是回归到天道和基本规律，也是回归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主义。心外有物、道不远人的自然主义也是马克思认为的彻底的自然主义，马克思认为自然主义既不同于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而是能够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普遍真理、基本规律。人类的智者都已经提前感知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融合统一，也许因为时代的原因，每一代思想者都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在马克思的时代，因为环境和历史的需要，唯物主义被赋予了其他社会因素，也客观上延缓了唯物和唯心主义融合统一的进程。

而现在历史条件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真诚的认为，多年前，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是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只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一切开始明朗，“心”理所当然地让人类思想从非敌即友的唯物、唯心之分融合发展到了中华心学这个新阶段，以后不再会有纯粹的唯心或唯物主义了，我们不再住在“唯心或唯物”这个相里，而是从已经发现的“心”的基本规律下重新认识社会。“心”是唯物的，哲学的“主体”有了“心”，这一人类社会思想领域的重大进展，让我们走出了哲学的公式化理解，让思想与现实和解，让思维与存在统一，人与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自然界也开始重新复活，社会学家们即将重构社会空间，这一变化已经注定要改变我们的未来！

3、青年时代。

在《马克思传》中，梅林写到，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教会中盛行着一种相对宽容的理性主义，即所谓理性宗教。在当时的情况下，放弃犹太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解放的行动，而且是一种社会解放的行动。青年黑格尔们把犹太教看成是基督教的准备阶段，按照鲍威尔的意见，犹太人只有首先学会基督徒的经验并通过黑格尔哲学，他们才能走上通向自由的道路。费尔巴哈则认为，犹太教是利己主义的宗教，犹太人的利己主义是以宗教为形式的利己主义。马克思则认为，犹太徒像基督徒一样，犹太人只有克服了自己的宗教以后才能获得自由，自由的形式还有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分。马克思超过费尔巴哈的地方是，他认为犹太人如果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教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马克思还特别说到，发展到最高程度的政治国家则既不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也不要求一般人放弃宗教。

梅林认为，在当时的好几十年当中，改宗基督教是犹太人中间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前进一步的表现，而亨利希·马克思和他的家人在1824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从犹太教改宗到基督教，这显然让马克思家族有了不同的宗教视野。我看到马克思一家有过改宗的宗教经历时，还是有些惊讶的，但随着后来我去研究了这些世界级宗教的关系时，又对改宗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关系其实挺有意思的。

三大宗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三大宗教各有特点。单从创立时间来看，佛教最早，基督教其次，伊斯兰教最晚。

释迦摩尼在公元前6世纪就创立了佛教，这也难怪佛教徒们经常认为释迦摩尼是很多前贤、圣人的老师，因为佛祖确实开悟得早，我也相信很多前贤、圣人如果接触过佛学应该也会有很多启发。佛教的代表经典为《大藏经》等，教义关键词是圣谛、缘起、戒、正道、法门、法印、因果、无我、轮回等，佛教分类为大乘、小乘、密宗、北传、南传、汉传、藏传等。

耶稣在公元1世纪创立了基督教，经典是《圣经》，主要教义是上帝、创世、原罪、救赎、永生、众生平等、启示等。主要教派有天主、东正、新教。基督教对世界影响深远，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发达国家的人都信仰基督教，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基督教也得到更为有效的传播。

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创立伊斯兰教，经典是《古兰经》，信仰关键词是信安拉、天使、经典、圣人、后世、前定等。主要教派两个，逊尼和什叶，虽然才两个教派但就这两兄弟也经常闹矛盾还打来打去。因为文化和信仰的差异，伊斯兰教在近现代都打上了各种标签，经常和各种纷争、冲突甚至战争联系在一起。

亚伯拉罕系

在世界级宗教中，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属于亚伯拉罕系宗教，也就是说它们都认可《圣经》的旧约部分，所以《圣经》的旧约应该是世界上有文字记录以来，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也正因为它们都属于亚伯拉罕系，所以都是一神论，三教的共同圣地都是耶路撒冷，这也是耶路撒冷为什么那么多纷争的原因之一吧。

不同的是，基督教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弥赛亚，他们认为犹太人违背了旧约，认为新约是上帝与人新订的约，而穆罕穆德是自封的先知，古兰经是人造的。伊斯兰教则认为耶稣只是先知之一，穆罕默德是上帝挑选的最后一位先知，认为圣经的内容已被修改或失真误解，一律要以古兰经为准。而犹太教则不认可新约，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要继续等待弥赛亚的来临，他们也认为穆罕穆德是自封先知，古兰经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就是为了谁是弥赛亚，谁又是真的先知，一直以来，这几个表兄弟老是为了这些观点吵来打去，这可不同于我们一般人的打闹掐架，这样的宗教教义分歧甚至带来了各种战争和灾难，但仔细一分析，它们其实都是亚伯拉罕系，又何必呢？宗教纷争真的是让人看着蓝瘦而香菇。

基督教与佛教

应该说，基督教与佛教区别还是会大一些。首先基督教是一神的，佛教是先无神后多神。基督教的人从伊甸园堕落到尘世，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佛教的人一直在轮回路上，认为自己是芸芸众生之一。基督教的人视死为新生，有的上天堂有的下地狱；佛教的人视死为轮回，有的往生或成佛有的在六道轮回中无法解脱。基督教认为人拥有上帝的形象，人有罪，需要上帝的救赎；佛教认为人有佛性，众生有佛性，人可以依靠自己成佛。

伊斯兰教与佛教

而伊斯兰教与佛教也大不一样。伊斯兰教认为是真主创造了宇宙的一切；佛教认为世界起源为缘起说。伊斯兰教认为真主与人有主仆之分，人在万物中最尊贵；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伊斯兰教认为婚姻是天职；佛教认为人要放下一切，包括婚姻、家庭等。伊斯兰教没有具体的真主形象，反对偶像崇拜；佛教也认为“佛”与佛像不同。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主宰生命也会收回生命；佛教认为人生死轮回。伊斯兰教提倡勤奋工作、人人有获得财富的权利，但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获得的财富也是因人而异，只享受自己的劳绩，这实际上已经认可了财富分配不均的社会现状；佛教则认为财富无罪，“如法”取得财富就是“正命净财”，唉唉，看来富贵果然由天啊，原来菩萨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佛教也认为不应该占有财富，如果非法取得财物就是恶。在财产的归属上，伊斯兰教认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但一切财富最终都归真主所有。而佛教提倡的是不占有财产，要求与财产保持距离。伊斯兰教和佛教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相信“前定”，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科学家不是创造了什么，而只是发现了原本就在的规律而已，好像也真是这个理儿啊，就好比说，我们前面说到“心”也是基本规律，唯物和唯心可以统一在中华心学一样，这些基本规律确实是一直都在的，只是我们人类随着社会和认识的进步，才最终得以发现并确认下来。不过，如果老是认为人啥都不能创造，那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科学家们估计就没那么大的劲头去发现那些规律了，那我们的社会发展就慢罗。

三教合一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谈儒、道、佛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说三教合一的发展历程。三教合一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终归一到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民族精神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儒学经历了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三种形态，其中汉代经学儒、道互补，宋明理学儒、道、佛互补。三教合一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明中后期，很多人开始反思、批判儒教，对于儒教进行了反权威、反经典、反道统的“三反”批判。这样的反思，让儒教重新回归到了儒学，回归儒学就能够让儒学更为平等和谐的和道、佛融合统一。儒学的回归，加上关帝信仰、三一教等推波助澜，在客观上儒学的发展促进了三教合一，也最终确立了中华文化三教合一的传统。

在三教合一的早期有人认为三教当然是处处合归于儒，但实际上提倡“三教合一”为立教宗旨的却是道家的全真教，他们认为儒、道、释的核心都是“道”，客观促进了三教理论的融合。有这样的促进，当然不是偶然的，大家都知道，道家倡议人类“按自然规律办事”，从人的本性来实现人的价值，道家所谓的自然是“如其自身的状态”，“道”取法于“自然”。道的世界，一切皆自然而然，道家认为“自然”就是宇宙万物间最普遍的运行原则。正是道教这些闪耀着伟大智慧光芒的理性主义理论，三教才得以“闻道”相通。

佛教与中华文化的融合既体现在从“无生”到“自适”再到众生追求生死两忘、自由自在的境界。也体现在从“轮回”到“现世”，到开始从人的“心性”去实现理想人格。三教合一的历史大环境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在具体理论体系上，心学与禅学开始互融互通。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心”与“禅”相通，佛家也认为禅学即心学，“心性”即“佛性”，明心见性就可成佛，人人可成佛。也就是说，佛家也认同了大家其实都是说的“道”，只是表述方式不一样而已，都是真理。我们平时接触的禅宗、密宗都有对佛学发展的显著成果，这也是佛教与中华文化融合的具体体现之处。毫无疑问，中华文化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儒家认为 “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是合一的，正所谓“天人合一”。 道家认为“道法自然”，自然是最高的“道”，也是万物普遍的运行原则。佛教认为种了什么因，就结什么果报，因果是自然法则规律。三家都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都有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爱护万物并尊重生命。同时三教都强调把技术放在理论和道德的驾驭之下。他们都提倡保护自然生态资源，实际上天人、自然也是因果，三家倡导的都是一个“道”，都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

这样看来，儒、道、佛面貌不同，但“圣心相同”。 三教都重视人的“心性修养”，认为心性修养是成就理想人格和实现人生价值、追求崇高精神境界的根本途径。儒家的超我、道家的唯我、佛家的无我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个性化选择，三教虽然追求不同，但在“闻道”见性上相通。儒、道、佛都追求“完人人格”，就是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格。三教都认为完人是可以实现的，它们在实现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手段上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点。儒家认为人有德性，佛家认为人有佛性，“明德”成圣贤，也就是先要有绝对智慧，然后成就功德圆满的“大圆智镜”。儒家所谓的明德最终就是要获得德性，德性这个儒家的绝对智慧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佛性，所以德性也就是佛性。而德性与佛性说到底都是心性，心性是天成的，良知一直在那儿呢，儒、道、佛都是通过心性这个途径，才能明心见性，拂去心尘，守善而未发之中，也才能“闻道”实现三教的“完人”追求。

儒家主张“人人为圣人”，道家认为“满街皆圣人”，佛家提出“人人能成佛”。孔子都说“我不想说话了”，因为人人都可成为圣、仙、佛，那还要传什么经、布什么道呢？这实际上是社会思想的重大进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批先知先觉的思想家们，用圣、仙、佛这样的理想追求指引了大众去认识社会和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的圣、仙、佛的传帮带下，宗教神学高端理论走入了人间大众，万千信众、普通人都可以成圣、成仙、成佛，也就是说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以前先知先觉的圣、仙、佛现在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普通人也都可以达到圣、仙、佛的认识水平，很简单啊，只要你从“心”出发，顺着这个道走，就可以到达幸福、和谐、安详的彼岸。这样简单的“成长路径”让老百姓看到了幸福的曙光，也照亮了脚底摸索的路。

可见，儒、道、佛外在宗教形式是有不同，但内在义理一致，成佛、成圣的途径都是“心”。三教闻道都见“心”，三教合一合出的也是“心”。儒家的“仁”、道家的“道”、佛家的“无”何以能够融和相通？就是因为他们都遵从内心，礼从心来，道在心中、即心即佛，心在哪里？就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因果中，在宇宙万物大千世界里，也在我们的最初一念里，中华心学就这样披着霞光出现了。

精神与存在

儒、道、佛三教合一合出了中华心学，这当然是我们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发展进步，但我们回望一下，实际上儒、道、佛早已经从思想领域开始积极影响现实世界。

儒、道、佛是中医药学思想、理论、疗法、方药的重要源泉。中国文化中历代著名的医学家，都出自儒道佛三家。中医打上了三教的各种烙印，三教完善了中医药体系和中医理论。三教合一也在中医中得以体现，三教对中医的影响，是文化传统对实用科学的影响，也是思想领域对物质世界的不断融合和影响，更是精神与存在人类社会谋求统一发展的有益探索，这种探索也是唯物与唯心主义融合统一的探索。

儒、道、佛的融合，还有一层重要关系，那就是对政教关系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多为皇权的“三教并用”，三教都是皇权教化人心、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一些思想家提出所谓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正是符合了传统政教关系的需要。也正是这样的政教关系，除了个别有个性信仰的统治者和政权，长期看来，国家统治者对三教基本上还是一视同仁，都是拿来教化人心的，并没有长期尊崇一个教派，更没有向政教合一的政权方向发展，这给三教给出了长期相互融合、共生共发展的有利环境，也客观上促进了三教的融合统一。在三教合一合出中华心学后，因为近现代中国的动荡，统治者并没有系统性的引导发展传统文化。现在国家正走在复兴的大道上，领导者也认识到文化传统在国家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历史给出了时间窗口，让国家管理者可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抓住中华心学这个法门，让民众找到文化自信，顺心而为，开启民智，让每一个华人的涓涓细流都能够汇集到中华复兴的历史大河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进入新时期后，在中国，强大的儒、道、佛理性精神开始融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唯物，这与三教的理性主义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带着法的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强调唯物到关注“人”的因素到开始关注“心”，这与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多、更进一步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中国当然有其必然性，这方面的论述太多，就不再一一展开。需要清醒认识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我们不能怀疑历史的选择和否定已经存在的现实。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已经注定了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参与，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会继续和中华文化共同发展，还不到做历史定论的时候。但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给中华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把原本儒、道、佛的理性精神通过外因进一步发展为现代社会的法和契约精神。这样的法和契约精神可以说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历史社会学家们在做文化的自我批评时候，正是不断的在提醒大家我们需要现代社会的法和契约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路径，这个路径在改革开放30年来，让人们看到了这个路径的历史必然和斐然成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外因带来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变化接下来会促进中华复兴的内因推动。

中华文化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了现代化，当儒、道、佛融合统一形成的“中华心学”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始形成内因精神动力时，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波澜壮阔、伟大复兴的一章就已经开始华丽展开。

华人

说到人与法律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立法者不是在制造、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为什么仅仅是表述？因为法和法律早就在那里，在哪里？就我们而言，当然是在儒、道、佛里，在中华文化里，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因果里，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里，在新儒家、生活道教、人间佛教的探索里。也只有这样的法，才是我们的法，是符合国情、民情、社情的法，也只有这样的法，才可以让华人得到最充分的自由、民主、幸福。因为人从来不是一个自然的人，都是在法律环境里的社会人，有了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法，才会有中华文化下的华人。当然，表述法律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变化已经开始，未来值得期待。

关于人与宗教文化，马克思认为：教徒要想获得自由，必须不再是教徒。在文化传统领域，儒、道、佛三教的众信徒们正是从“心”出发，最终归一在中华传统文化里，既融合了新哲学也创造了宗教奇迹。“三教徒”正在经过中华“心学”进化成一个“华人”族群。是的，华人，已经超越三教，行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由大道上。以后怎么走？不要紧，我们是华人，我们知道“三教一心”，我们知道“致良知，格己物”，我们只需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金刚经》

看了王阳明的探索学习过程，回头一想，我们似乎都有过王阳明“格”竹子的经历。

我年少的时候为了修炼好心态，那是企图对抗荷尔蒙的意思，到处找书寻理求“心态”。后来，找到了《金刚经》，虽苦读，但总是不得要领，因为当时是把书当秘籍看，就像看了很多武侠小说后，幻想着成为武林高手，忽然发现一本“葵花宝典”出现了一样。因为读不明白《金刚经》，所以计划着要把所有佛经全看完，妄图“格”尽天下之佛经，求出好心态。实际上佛学书籍量太大也不大可能看完。最后，自己变得面黄肌瘦、头发干枯，经常生病，荷尔蒙的影响是减少了，哈，不过，人也成小老头了。

后来人长大了些，读过一些南怀瑾论宗教的书后，为了重温这段历史，再读了一次《金刚经》，才发现这经也是别有一番天地。细细读来，其实菩萨也没整什么玄奥的大道理，也就是从吃饭、洗脚的这些平常事说起。

关于佛法，《金刚经》在“正信希有分”和“化无所化分”中说了，佛法如渡河用的船，也就是说，佛法就是你从此岸到彼岸的工具，是工具不是神器，只是渡河用的。就好比我们生活在闹市想去郊外的山上清净一下，你要坐车，佛法就是其中一辆去山上的车。而且菩萨说，无人需要佛来度，也就是说明心见性后人人都可以成佛，渡河靠自己就好啦。还有一种可能，我们想过河渡船都可以不需要，靠自己游过去就好了，或者像达摩一样一苇渡江，从水面上飘过去。

说到达摩的一苇渡江，我相信这是类比了《金刚经》里佛法如渡河用的船。就是说，都是渡河，有的人只需要一个小舢板，有的人需要船还需要船夫，有的人自己游过去，也有的人跟达摩一样只需要一苇就可以渡江。用经济学的方式说，就是渡河方式和成本各不一样。如果我们把渡河的场景让冯小刚拍成电影，画面上有两个人和达摩一起渡江，一个在讨价还价租船雇船夫，一个脱了大衣直接下水，还是达摩老师帅气，随便摘一苇就飘。上岸的时候，如果有接船或看热闹的肯定是围观达摩啦，谁还看那个光着膀子湿着裤衩的哥们呢？不过，上岸帅不帅气、体不体面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反正能过去就对了。

很多接触过佛学的人心里都默想过成佛到底是咋回事。《金刚经》在“无法可得分”中，菩萨就说了，菩提树下无菩提，无法可得，法也是一种相。法也是一种相？其实这是有科学道理的，法是一种规律，我们看到的佛法则是用文字或语言来描述的这种规律。当然的，文字和语言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全面地描述规律，所以，用文字和语言描述的法，已经是一种“相”。对佛学的理解，菩萨说了，不能住相，相只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好比我们以前从未整体留意DISCOVERY探索频道中的微观世界一样，世界还有很多我们没看到的，即或是我们看到的，其真实的运行规律也不是靠人类感官可以完全理解的。所以，在“非说所说分”中菩萨就说到，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意思就是说的法已经不是法，也是我们刚才讨论的，用语言表述出来的法已经不是法。而在“法身非相分”中又说到，以相求佛不见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我们本就看不全的相来等同于佛法，那就在求法路上走偏了，我们一部分人就可能走到没有渡船的河边，自己游泳技术又不好，也没有达摩那一苇渡江的功夫，那就只能晾在荒野郊外经历苦难，当然能找到回来的路也问题不大，还可以继续想办法渡河。菩萨也都为我们考虑到了这些，所以，菩萨在“离相寂灭分”中告诉了善男信女们，离相就是佛。实际上，要做到菩萨的这句话是很难的，离相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怎么样才能离相？就我们一般人来说，还是要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才有可能，绝大多数普通人是没有达摩那么厉害的功夫，很多人渡过河的时候，都是光着膀子湿着裤衩。还有很多人，在光膀子湿裤衩上岸前，还经历过找不到船、苦学游泳技术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穷经皓首用尽了大半生的时间才得以实现。所以，如果能找到一条更好渡河的方式，是多么的重要，功德是多么的高。要获得真知是极其不易的，有没有更普世的思想来指引老百姓擦亮眼睛获得智慧呢？

中华心学

随着自己阅读面的扩大、生活阅历的增长，我发现能让人快速找到门道的，也就是说要找到一条比较好渡河的路，还是慧能和阳明的方法比较好。所谓禅学即心学，“心性”即“佛性”，只要明心见性就可成佛成圣，原来懂道理也不并不需要每个人走遍千山万水、看遍人间百态，穷经皓首大半生去求真知。这实际上是给了老百姓一条阳光大道，大家都有机会成圣成佛啊，这个变化可以说是无比震撼的，在思想和心态上已经改变了我们中华族群。

慧能大家都知道，而阳明心学则因为多种原因只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到如今，阳明心学已是渐起的显学。在王阳明年代，大家还没有认识到心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之学，要知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心学”已经不全是“阳明心学”，是王阳明打开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个“心”的窗户，现在看来，中华传统文化彼此融合发展到“心学”，实际上是中华文化融合统一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也是我把“心学”称为“中华心学”的原因。原来高大上精英文化成为了寻常百姓家的人情练达，让老百姓也可以世事洞明，活得坦荡豁达。阳明心学为中华 “心学”这一伟大思想阶段的到来做了充足的理论贡献和实践铺垫，“中华心学”的出现不是一个顿悟，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尝试着梳理一下。

儒道佛

大家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儒、道、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家关注人与社会、道家关注人与自然、佛家关注人与自身。你看看，人与社会与自然与自身，啥事都关系到了，中华文化能产生这样三者的分工配合可谓不服不行啊，天圆地方的，都周全了。儒、道、佛三教之内可说的、想说的东西不少，我们先来看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吧。

早年间，佛经传入汉地后逐渐成长为了中华佛教，这也说明中华文化太强大，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把佛教都汉化了。但汉化后的佛教也与本土道教产生了矛盾，除了理念上的不同，有部分还是经济原因，以前做个法事都是找道长，现在也请高僧了，信仰也出现了差异化竞争，竞争当然都是不舒服的，但竞争后的市场始终还是对老百姓有利。从理论体系上说，佛教比较系统，经书多，经典多，但道教接地气，不反对儒家的伦理，道家宣扬得道成仙，长生不老，有仙家气质，还傲气的认为有“老子化胡”这一说，信众不少。“老子化胡”特别有意思，因为在道家看来，老子已经是神仙，都已经是“太上老君”或“道德天尊”了， “老子化胡”也是必然的啊。不过，这实在只是佛教徒的恭维之举，人家也就为了传教才这么说的，道家的哥们还真信了，唉唉，不学习真可怕。而会恭维人的佛教徒则认为生是空,有“轮回”，主张“无生”。后来佛教徒们在中华大地站稳脚跟了，部分佛教徒也开始强调高度，甚至认为孔、老都是佛祖的学生，自己是高端宗教，这样的佛气，我们看看也就一笑而过好了。道教经常说佛教不维护社会秩序、逃避租赋，但他们反佛也借鉴佛，比如全真教。佛教说道教理论水平差、搞巫术，但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也学道，比如天台宗、密宗。应该说两方还是有各取所需，大家都愉快的在中华大地生长。

儒、道两家呢，都是土生土长的嘛，两者总体关系融洽互补。《庄子》一书涉及孔子的有40多处，虽然双方在救世方式上认识有所不同，但两家都尊崇自然力，当然道家后期的巫术除外。儒家的“大同世界”、老子的“小国寡民”都有同根同源之基础，都是中华原始宗教的传承之学。儒家有精英分子关心社会人生，道家则普遍天道自然，在儒道共同教育下的华人，最后都讲究所谓内圣外王，跟我们的铜钱一样，外圆内方的，每个华人脸上都洋溢着神仙一样平静安详的神情，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心有钟馗。实际上，儒、道两家也就我们现在这么说，秦汉之前儒、道本来就一家，而汉儒又不同于孔儒。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兼奉儒、道，这当然是聪明的，这两家合作互补，珠联璧合的，联起手来，往大的说可以治国平天下，小的方面看也可以修身齐家。正所谓道家的遁世也成就了儒家的功名，人家讲究的是内圣外王的君子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他们总体关系和谐互补，互相促进，不像它们同佛教的关系那么紧张。这样看来，外来的和尚还真是不好念经的。

不过经过多年的磨合，现在看来，儒、佛的总体矛盾也不大，许多高僧都出身于儒家，在世俗失势后又寄情于佛学。儒、佛两家都注重心性修养，儒家也视佛学为一门系统哲学，它们都有理性主义的精神。佛教徒认为他们自己理论水平高，平时主要还是攻击攻击道教，因为儒家是钦定的，惹不起呗，说儒家就等于说朝廷，佛教徒们虽然居于尘世之外但也不傻，也不想自己找麻烦。实际上，儒家反对佛教的部分，也多为道统，说佛教只讲个人修为啦，不关心国家大事什么的。不过，话分两头说，如果佛教徒们真时时刻刻的关心、参与国家大事，估计也没什么好果子吃。部分思想家还是认为儒家适合治世，佛家适合乱世什么的，现实生活中，理学家们却善于借鉴佛学，但功利观还是始终不同，而新儒家更注重“返本”且“言新”，对佛学兼容并有所选择。

放大镜与望远镜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历史风云的变化，那历史研究到底是咋回事呢？在我看来，做历史研究的人似乎有两类，一类手里有放大镜，另一类有登高望远的视野，前者埋头于浩瀚史料试图客观记录历史的本真，后者则站在通史的高度剖析展望历史，前者侧重记录过往历史的信息，后者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大家都知道，埋头于浩瀚史料去描述全景的历史总是有遗憾的，先不说现有史料的完整性，问题是还有很多史料都还在地下没有挖掘出来呢，所以总会有片段和环节的缺失。部分历史，也只能靠有经验的学者去猜测分析甚至进行暂时的拼接，或者留给后代学人去填空。而登高望远的通史技术派则试图从大视野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他们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料的精准考证研究，而在于对我们常见的历史史实、事件人物所作的不同维度的剖析、阐述。他们说的技术通常是一些现代化的标准，淡化了意识形态，运用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去考量历史，他们将历史的经验当作一种理论模式，倡导的态度和方法是用现代的眼光来观察、叙述历史。但实际上这种方式也是有遗憾的，因为所谓“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也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举个例子说，在《马克思传》中梅林时代的恩格斯对证券市场的理解和2015年中国股市演绎的大戏区别真的蛮大的，恩格斯当兵退伍后上班的纺纱厂和今天贾跃亭的乐视网那差异也不是一点点。

也就是说，用现代化的标准来考量历史是个动态的工作，因为现代化的标准是会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虽然通史技术派仍然也有很多遗憾，但相对于部分传统的史学研究，技术派们当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认识历史的角度，这是时代和历史研究的进步。

通史型专家

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现实的学术环境中，通史型专家的视野及带来的成果在学术体系中有无法量化的部分。他们透过通史进入历史的时空形成的视野及其表述，有时候很容易被大家按照“穿越”的剧情来揣测，有很多人会质疑他们穿越到古代的天空向下看历史的客观性。正是因为与非主流的方式比较接近，虽然非主流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也可以部分的、分类的被解读为进步发展趋势的一些苗头，但很难进入主流学术范畴而被边缘化显然在初期也是必然。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的历史研究成果可能更具有社会效应，成为了一本本通俗读物而踏入老百姓更喜欢、更好接受的文学艺术边界。这好比说“当年明月”的历史书写得是不错，但真要教授们去评论他的学术性，估计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应该是在学院里埋头做学术，让历史成为一本本论文参考资料，还是应该鼓励大家让历史成为更普及性的读本、课程，让更多人了解一些历史？虽然这些历史因为可读性和叙述方式有些走样，我的意见是，也许“八贤王”的故事还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但在这个“开启民众智慧，协力复兴中华”的时代，先获得框架性的知识也比一直无限期等着获取精准知识更重要。

历史的不确定性

当我们认识到历史的真实是“当下态”时，实际上“显微镜”和“望远镜”都是有其存在的必然合理性，作为读者，我们期待历史研究者们能够两者兼顾。

埋头于“显微镜”的学者们正在尽量想办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开来，学术成果不再是堆成资料放在图书馆里只给做论文的人用，以前是情非得已，但现在学者们都意识到了传播学术知识是当然的责任。如果学术成果不论是主观上还是被动的结果，导致只能在小范围、小部分的人中传播，那对于研究者本身和广大的民众来说，都是巨大的遗憾。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分享已经是必然，而主动的进行知识分享才是顺势而为。

“望远镜”历史学者们在通达历史时空的同时，也正在静下心来严格比对参照史料，不再人为主观的演绎历史。从小人书和戏曲中的演绎人物到科普型读物、课程、游戏中的历史性人物，这一步进化看似普通平常，经手的人很多也都只是普通劳动者，但课外历史的教育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新一代的孩子们会得到更理性而客观的历史滋养。多数的名人，和王立群教授一样，实在是自己拿不准的内容，也开始会清楚明白的说明哪些部分只是自己的分析，而不是来自史料。

在逐步富裕起来的今天，广大的民众迫切需要历史口粮，而且是口感要好的口粮。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提供各种精神食粮的人还是不少的，但其中也有乱洒狗粮的，作为一般老百姓，我们则要自己去选择判断这两种镜头下的历史镜像。这样看来，历史好像是始终充满不确定性的，因为我们的认识环境和认知都在变化，但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是不会重复的当下态，我们认识的历史都是现在对历史的理解，也许100后历史的解读更合理了，但影响的只是后人，我们的思维则定格在了以往的历史回忆中。历史是在变化，但若干年后，又有多少已经长大的不爱读历史书的少男少女们，会把记忆里“甄嬛传”中各小主的爱恨情仇当历史讲给自己的孩子呢？希望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会有人清晰的告诉他们，那只是文艺故事而不是历史，历史其实不是那样的。

新的历史

在历史的当下态里，我们当然没有去发明或制造历史，我们能做的只是按照现有的知识、社会环境、史实资料去表述和理解历史。虽然我们不能制造历史，但我们可以着手改变现在，在开始书写新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让更多人明白历史的真实状态，让更多人在真实的历史认识里寻找自我和世界的真相，并影响与之关联的生活、工作和环境。

在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中国更具有影响力的时代，在新的历史中：东方思维开始深度影响西方，西方缓慢而明确的在调适并适应这种变化，接下来，西方会开始隐晦而谨慎的从东方哲学中寻求部分经验并尝试替代西方的些许精神和观点，东西方正在积极寻求彼此的大融合。这次的大融合中，有东、西方这样的地域文化融合，也有意识形态领域中唯物、唯心主义的融合，还有宗教、经济、人文、政治的融合，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壮阔璀璨篇章已经开始书写。

2、序言。

梅林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 梅林还记录到，有一次拉萨尔是这么说马克思的：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

这样看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定是知行合一，不只是一个白胡子老头生活在云里雾里的仙境中静思打坐，而是要行动、行动、行动，重要的事说三遍。我认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面对世界和民众是矫情的，也成不了大思想家，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王阳明

回望一下咱们东方，边思想边行动的思想大家也不少，王阳明是一个。首先他当然是个思想家，建立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理论体系，这种广泛的影响力已经延续了多年，跨出了国界。同时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始终还在政府任职，一生处理了大量的各级政府的各类政经事务，还指挥过大规模的“剿匪”平叛作战。这样的经历，让王阳明和其他一心只搞理论工作的人大不一样，也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让他从“格物致知”走到了“致良知”。

当然，王阳明也不是天生的通才，他也有读死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理想着去“格”尽天下之物，但自己“格”了竹林几天天夜，也就是和院子里的竹林面对面坐着“死磕”了几天几夜，一直 “磕” 到病倒后，才发现要格尽天下之物是多么的不易和不可能。“格”了几天几夜的竹林？现在的人看到这里，想想也是醉了，但王阳明对真知灼见的执着追求和强大的行动力可见一斑。也正是对格物致知这些传统哲学进行长期实践后，王阳明才拨开迷雾，拂去了心之蒙尘，发现“良知”一直都在我们心中，明心见性，天地万物各行其规律，人人都可以像圣人一样去生活，只要我们平时注意修身就能养天性，性善就可以守心之本体，未发之中人人都有，和谐幸福人人可求，社会大同计日可期。

王阳明给了老百姓一条更好走的路，他开创了心学体系，也开启了中华民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