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略读 14 鲍叔牙无私荐管仲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庄公八、九年】

      庄公八年，初齐襄公立，政令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后齐桓公）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

      庄公九年、九年春，齐大夫雍廪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蔇，齐无君也。夏，公伐齐，纳子纠。齐桓公小白自莒先入。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鲁庄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是您的弟兄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说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高于高傒，使相可也。”齐桓公从之。

      笔者曰：管仲相齐，励精图治，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才能尽显，齐国大治，从此争霸诸侯也。此功皆出于鲍叔牙无私荐管仲也。鲍叔牙好不容易奉公子小白登上王位，却举荐管仲任相国，位列其位之上，此种胸襟难能可贵，甚得后人称赞。但这也不是常人能为之。莫言说过，人性中最大的恶是在自己有限的权力范围下，最大范围的去为难他人。想想范雎当上秦国的相国后是怎么对付须贾就知道人性本恶，常人的报复心理有多么的重。

      鲍叔牙能无私荐管仲，实则有其原因，并非人性高尚如此也！鲍叔牙自幼与管仲交好，知道他是一个人才，打心里佩服他是主要的原因。《史记 管晏列传》中有如下记载：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能够相齐，关键还是齐桓公能接纳管仲，此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鲍叔牙极力说服齐桓公不计前嫌，接纳管仲。说起“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这个典故，还是出自《左传》另一个故事。

       襄公三年夏，晋国中军尉祁奚请老，晋侯问谁可以代替他的职位。祁奚称解狐可以，解狐其仇也，将立之，但是没过几年，解狐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午，祁午也，为祁奚之子。当时中军尉副职羊舌职死了，晋侯又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赤，羊舌赤，子伯华，为羊舍职的儿子，相当于是自己的副职的儿子。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作为副职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此篇点出关键的结论：唯善，故能举其类。也即举才不偏私，唯善则可。相比人性最大的恶，这种善的高度几差千里之遥也！

      再环顾目今官场，排挤仇家异类者有之、结党营私者有之、家族远亲霸政者有之，几落得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道，千里崩塌的不堪境况。若此，朝堂将遍布奸佞小人，岂不是寒了有识之士之心哉！长此以往，将至国无良将，必将衰微之至矣！幸国家能及时整肃纪律，严正党风，逐渐肃清任人唯亲，朋比结党之毒瘤。若坚持不懈，严格执行则为国家之幸！人民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