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差异的源头主要是对人性的判断。
西方文化认为，人都是有原罪的，只有上帝没有罪，因此，西方社会对满街都是“真小人”并不以为怪，人性本来就恶嘛，比如老虎，给它脖子上挂一串佛珠，也不会吃素。但也不能让老虎任意胡为，必须将它关进笼子。有一次，我在公园看老虎，只见它转过身去，尾巴一竖，我赶紧跑开，说时迟、那时快，一阵虎尿已像水枪一样喷洒过来，这种“不良行为”它是在笼子里干的，要是它跑出笼子，游客就成了它口中的点心了。也可以将“小人”关进“笼子”，这个“笼子”就是法律，在法律的范围内，他们干什么都无不可，包括“不良行为”，最近英国新当选的副首相，16岁时就是个不良少女，西方政客中有很多不良之徒，每天都在上演丑剧，但只要不是不法之徒，照样可以被选为总统、首相、议员、州长等。
中国文化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所以重视道德的教育，不忘初心，重视道德的作用，以德治国。当然，法也是有的，但“刑不上大夫”，而且违法乱纪较违反道德处罚要轻，比如自古杀人者偿命，但武松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两条人命，并没有被判死刑，因为被他杀死的那一对狗男女是奸夫淫妇，武松虽然犯了重罪，却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所以从官府到百姓都夸他是“好男子”，后世人读《水浒传》，也每每为他拍案叫好，“快哉快哉”，金圣叹将梁山人物评为九等，武松是上上等，即第一等。宋朝的著名道学先生朱熹做“巡视员”时，重点不去查访贪官污吏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行为，却抓来一个叫严蕊的营妓拼命打板子，逼她交待给官员当“三陪”的事，严蕊是个侠女，说：“我本就是个营妓，但不能凭空诬陷人。”两月之间，一再受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朱老夫子这样折磨一个弱女子，也不知怎么忍心的，在他眼里，**是伤风败俗之人，越是折磨这样的人，越能显出他的卫道的形象。严蕊后来写了一首催人泪下的《卜算子》词以辨诬：“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让另一位“巡视员”、岳飞的孙子岳珂动了恻隐之心，将她放了。
历史上从未见过有遵纪守法的楷模，而道德楷模则比比皆是，古代文人的著作中，大多有歌颂忠臣、孝子、烈士、节妇的诗文。只有一个法家是另类，主张“以法治国”，秦国用商秧、韩非之法，迅速崛起，吞并六国，但从汉代以后，又恢复了“德治”。
有道德的人不仅享有美誉，还能做官，而且还是做官的必要条件。儒家认为：“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墨家主张，由有德者治理社会，德行越高，管理的范围越大，也就是官越大。古代的圣君，常常到田头、深山、水滨去寻访贤人，请出来做官，尧听说舜有贤名，将天下都让给了舜。汉朝选择官员实行“举孝廉”制，“孝”就是孝顺，“廉”就是廉洁，都是道德的内容，“举孝廉”就如我们当年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汉代有专门的人物品鉴家，等如现在的文物鉴定家，曹操年轻时，当时著名的人物品鉴家许劭给他的评语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流传至今仍是定论。有了“孝廉”资格，才能参加中央的考试，然后步入仕途，而考试的主要内容仍然是道德，叫“明经”，“经”就是“圣贤书”，相当于现在的政治课和德育课。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依然以“圣贤书”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宋代以后，大兴道学，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峰，强调“内圣”的修养。明清科举考八股文，试题都是四书五经中的句子，而且限定，必须用朱熹所注的“四书”，用宋元人所注的“五经”，内容都是“五伦”、“八德”、“忠孝节义”。朱元璋曾说：“五经四书好比五谷，家家不能缺少。”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国家以农为本，但科举取士从来不考农业知识，中国古代的科技和工业水平，如冶炼、火器制造等远远先进于西方，但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只是“匠人”，地位远不及会写道德文章的科举中人。
正因为用“道德”做“杠杆”，所以做君子、耻小人成了社会的风尚。
然而，辩证法是最伟大的，凡事有利必有弊，有得必有失。做道德楷模，固然可以名利双收，但也要失去很多东西。比如：许多别人能做的事他们不能做，许多别人不肯做的事他们不能不做，见荣誉要让，见困难要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否则树你为楷模何用？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忠孝，但忠臣孝子是好做的吗？平时喊几句爱国主义口号，那是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就做到的，就连汪精卫还说他是“曲线救国”呢，而真要你去爱国时则又是另一回事。李世民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春秋时期的介子推，随落难的晋国公子重耳流亡，重耳想吃肉，他就把腿上的肉割下给重耳吃。尤其当山河破碎、政权易姓之际，忠臣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死：不是像陆秀夫那样陪着皇帝一起死，就是像文天祥那样抗争失败而死；或像谢枋得那样不食而死，君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不愿再当忠臣的人就可以到新政权中去继续做官。
做孝子也非易事。比如父亲死后，要在墓前结庐三年，至少25个月，不回家，不洗头、洗脸、洗澡、洗脚，不剃胡子，不脱衣服、鞋子，连衣带都不能解，不喝酒，不吃鱼肉，不听音乐，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晚上睡觉不准妻子在旁，如果未婚，当然也不许结婚，不许谈女朋友，官职也要解除等等。再看那《二十四孝图》，更让人怵目惊心，其中有一幅图，上面画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留着阿福头，骑在父亲脖子上，玩着拨浪鼓，他父亲手提一把铁锹，正要去挖坑将他埋掉，原因是家里穷，不将小儿埋掉，家中90岁的老母就要饿死，这就是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的故事。这样的孝子，问天下有几人能做到？但事情的结局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郭巨在挖坑时，挖出了一坛黄金，于是他不仅能“老吾老”，也能“幼吾幼”，圆满收场。这也是教育人们要做有道德的人的用心。
可是，问题在于郭巨事先并不知道他会挖到黄金，如果知道，恐怕会有很多人争着要做这样的“孝子”，相传有人从田里挖出一尊金罗汉，还用手敲着金罗汉的头问：“那17尊罗汉在哪？”这样的“道德”教育已经有了明显的“功利”色彩。中国的古人常在地里挖到金子，差不多已被他们挖光，现在这种故事也不起作用了。追求“功利”是人的本能，但要获得“功利”就要做有“道德”的人，而做有“道德”的人又是那样的难，怎么办？只好弄虚作假。两千多年来，人们读“圣贤书”，从“修身”开始，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也培养出数得清的几个忠臣孝子、志士仁人，但更多的是培养出数不清的N个“伪君子”。这些“伪君子”，太平时节，总是一副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在小事小节上，明大理大义，当面临生死存亡、重大利害时，才露出本相，“若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明朝北京政权灭亡时，崇祯皇帝在宫殿里，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唤人人不来，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小太监，那些平日满口忠君报国的官员们都哪去了？都争先恐后到李自成那里去求官了。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将自己的变节粉饰为弃暗投明。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赶去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一时情急,拍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李自成的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矣。”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1644年7月，明朝将领刘泽清在给吴三桂的信中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明朝太子太保冯铨，以前读他的诗，真为诗中的慷慨报国、忠心为君所感动：“年来呕尽忠臣血，一夜西风万事空。”后来看他的人物传，才知道清兵刚入北京，他就当了投降派，还深受多尔衮信任，任清朝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钱谦益原为明崇祯朝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当清军兵临南京时，他的夫人柳如是劝他一起投水自尽，他说“水太冷”，而后率南京众官员开门迎降，又当了清朝的礼部侍郎。礼部的部分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是管“德育”的，冯铨、钱谦益都是礼部主官，真是好“道德楷模”。明朝的官员，从李自成进北京到清兵入关，不到两月中，两次易主、三朝为臣。北京政权灭亡时，在京两、三千名官员只有20人自尽,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南京政权灭亡时，只有一个忠臣史可法，埋魂梅花岭。清兵入关只有12万人，其中满人不过7万，而明朝残余军队还有百万，却能轻易地问鼎中原，横扫江南，主要依靠的是明朝叛臣降将和军队的力量，范文程和吴三桂等人起了关键作用；还有明朝军队的争夺地盘、自相残杀。人们常说“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殊不知在嘉定三次制造大屠杀的并不是清兵，而是原明朝徐州总兵李成栋，原因是嘉定人不肯留辫子，他一人从嘉定往家里运金银财宝就用了300条船。南京弘光政权的兵部尚书阮大铖，进士出身，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投降清朝后，带领清军追剿明朝残存武装，一路唱曲演戏，竭尽谄媚，到浙江仙霞岭时，清军将领说：“你年纪大了，骑马上山吧。”他卖弄精神，奋力向前，当清军将领骑马到半山腰时，只见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喊他他不应，用鞭梢挑他也不动，原来已气绝身亡。这些民族败类，变节倒也罢了，“覆巢之下，安得完卵”，却还要做出个“好样儿”来给新主子看看。相形之下，倒是许多“失节”的青楼女子，比士大夫们更有民族气节，她们无力救国，只有以死抗争，明末清初的野史中记录了大量这样的事情，和柳如是同为秦淮八艳的顾横波，明朝灭亡时与丈夫龚鼎孳一起投缳，后被人救起。
从逻辑上讲，一般缺少什么就会强调什么，身体不好就会重视养生，哪里有毛病就会重视哪里的保养和治疗。儒家高喊“克己复礼”、以德治国口号，正是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天下大乱道德严重缺失的时代。宋朝大兴道学，是因为宋朝自开国以来，一直受到外族的侵略，特别是到了南宋，只剩半壁江山，朝夕难保，特别需要大家忠君爱国。朱元璋是穷苦人出生，深知底层百姓对皇帝和官府的憎恨，他的天下又是从别人那里夺来的，怕别人也会夺了他的天下，所以一方面强化中央集权政治，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用“四书五经”来禁锢读书人的思想。新中国是在全无仁义廉耻的民国的破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急需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一时出现了五千年所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新道德、新气象、新风尚，真正的道德楷模层出不穷。
我们现在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考核干部的内容是德能勤绩，“德”仍然放在首位。但“德”如何考核是一个问题，要称出一件东西的重量，秤本身就要标准，明明看见秤杆子高高翘起，听到小贩赌咒发誓，却一半是秤盘底下的吸铁石或秤杆子里水银的重量。现在那些纷纷落网的“老虎”、“苍蝇”，当初选拔他们当领导干部的《考察报告》，就如悼词一样完美。如果人们为了弘扬整个社会的道德而做有道德的人，他就必然会富有自我牺牲的高尚品德，而如果为了企求个人功利而去做有道德的人，则必然会毁掉社会的道德，社会道德一旦有假，那可不是小事，一切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假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