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初中在自己村上，印象中的校长姓毛，白胖，总穿着干净的衣裳，一身香皂味儿，甚是和蔼。高中时换了两任校长，一个姓周，一个姓张。周姓的校长个头不高，震不住台，换届选举时被一批新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给整得狼狈不堪。张姓的校长是从县委宣传部空降的，政治手腕颇强，用了分化瓦解手段，把这批本科生搞得七零八落。没有见他们做过报告，更没有见他们和学生交流过。

在四中复读时，李校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学生很好。寒假里，几个愿意学习的同学只在家待了两天就到校学习了，李校长把厨房给我们用，还留了一大箱挂面和百十颗白菜、两副羽毛球拍。后来我们六人都考上了大学，给他挣了脸。直到现在我们的关系都很好。

大学时没见过校长做报告，也没见过校长和学生交流，甚至不知道谁是校长，只留下了毕业证上的钤印。

毕业后在乡镇工作，遇到的刘校长本是一普通的化学老师，因为他的一同学做了教育局长，另一同学做了乡党委书记。他便做了乡中校长，同事们或嫉妒，或冷眼，都在等着看他笑话，甚至有一同事当众把袜子脱下在他使用的水杯上擦一圈，竟没有惹恼他，他真有韩信当年胯下钻裆之大气。

他大胆重用我们新来的六位大学生，安排我们全上毕业班。我们没有辜负他，仅一年光景，学校中招成绩便从全县倒数第二转为正数第二。学校一下子有名气了，他的校长位置也坐稳了。刘校长真有刘邦“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风度，并且他能抓住学校的“主要矛盾”。为了让学生活动，他让人把花坛平了；为了和教育局搞好关系，他把教育局某某股在烧鸡店的一万元帐给清了；为了和乡政府搞好关系，他让我把派出所的法制宣传板报给包了。

在南街中学教书时遇到了郑校长。郑校长人正直，从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但他极不注重装束，有时穿着大裤衩在学校巡视，有时高挽着裤筒查寝，长得又黑，极像在地里浇地的农民。他告诉我：“在单位，谁不知道你啊，无须什么打扮”“在陌生处，谁又知道你啊，又打扮什么？”他把管理做到了极致，他说管理不是教学的辅助，管理和教学是学校的两条腿，缺一不可。

在他的管理下，南街中学早已成为县一流初级中学。郑校长爱才惜才用才并特爱喝酒，口头语为“喝酒看工作”。家乡人喝酒爱猜枚，猜枚就是猜心思。我也是直人，所以和郑校长猜枚总打平手。有次喝酒时谈到一工作方法，我坚持自己并当众顶撞他，他劈头盖脸道：“你明天卷铺盖走人！”我说：“走就走，谁怕谁呀”，事后他竟然找我道歉，让我感激涕零，唏嘘好久。可惜他最终殁在了喝酒上——肝癌晚期。葬礼上，教育界悼念他的人很多，老百姓感念他的人也很多。

因为王校长相中了我讲的课，我得以回到母校――县一中教书。王校长谋划长远，运筹帷幄，不拘小节，无论校务还是待人处事，他从不做“人走茶凉”的事儿。他声音豁亮，风度翩翩，上可使市长、县长满意，下可与扫地职工交友。从他能做二十年一中校长便可窥一斑。十六年过去了，尤记他“既备知识又备学生，以自己的知识魅力与人格魅力来打动和赢得学生”的讲话。

在郑州教书时遇到了李校长，他认识一些北京语文教学名家，主打“快速高效阅读教学”，如今的他早已经成为大家，经常像魏书生一样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走穴。那时的他不谙为政之道，生生被学校的以教务主任为首的“洛阳帮”挤走。民办学校的校长很累，有一次和他一起到省教育厅听课，他竟然打着鼾睡着了，惹得好多人观瞧。感谢他让我和一些名家合了影，比如赵大鹏，比如顾之川，比如甘其勋，比如程汉杰等。

在新乡市教了遇到了高校长。高校长是文革前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做过“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连她的生日都定在12月26日。老太太七十多岁，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放假从没超过三天，用她的话说，待在家如果超过三天，人就疯掉了。她的勤恳度不是一般人能比，用“精神矍铄，容光焕发，永动机”这些词来形容，毫不夸张。年过古稀之人掂着两条腿楼上楼下，每个教室、每个办公室，餐厅、食堂、寝室每天都能跑几个来回，看到问题就解决，不管是学生的还是老师的，决不拖沓。

对人极严厉，一点儿不留情面；我曾亲见她骂哭过两位女老师。听课，推门就进，从不提前打招呼；批评人也不讲场合，雷厉风行。对人好的时候，是老师就塞红包，是学生就减免学费。她曾把扫帚簸箕弄翻，看应聘者是不是能扶起来，从而决定用还是不用；雨后，她曾站在一滩水前，看哪位教职工最先看到并能打扫，从而给他定了顶薪；高校长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管理者，她拟定的校训是：“做一个有知识的好人”。

在河北石家庄精英中学试讲过，本不抱多大期望，没有想到全国教育名家李金池校长因为听了我的课竟开车跑到原阳县邀请我加盟，有点受宠若惊了。我俩在孟江烩面城聊了近两个钟头。因为种种原因，到现在我都后悔没跟他走，他的话却一直回响在我耳畔：你是做一辈子教书匠呢，还是跟着我做教育家呢？

还有几位校长，有的权力欲极强，专制粗暴，唯我独尊；有的自大自满，满嘴谎言，横加干涉各个学科的老师；有的完全是江湖骗子；还有的只是资本的附庸，唯老板和上级马首是瞻，沽名钓誉，没有是非标准，没有自己的思想，更不用说独到的专业技术和管理才能了。当然也有高瞻远瞩的，他们把“2.0、3.0、4.0”引进做学校的发展纲要，把“黄埔军校”名号引进做学校培养管理人才的摇篮，把黄冈、镇江、杨思、衡水等校的好的管理方法引进并本土化，可惜凤毛麟角。

从事教师职业近三十年了，我曾追逐过各种教育教学奖项，也曾拼命地抓教学成绩并且成绩斐然。也接触很多校长并受他们影响，却从未有产生过做校长的想法。倒是下面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我是在教书呢，还是在做教育呢？我是在挣钱呢，还是在干事业？

或许这辈子只能做教书匠了。甘将热血洒讲坛，我以我心荐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