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盛京 百年东大

一提起沈阳，都会想到，沈阳故宫（亦称盛京皇宫），因为它是“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盛京，是清朝（后金）在1625年至1644年时的首都，1644年—1912年期间的陪都，即今辽宁省沈阳市。天命十年（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中卫，并在沈阳着手修建皇宫，沈阳也一跃成为盛京皇城，天聪八年（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尊沈阳为“盛京”。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沈阳）称帝，改国号大清，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由此建立。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后，盛京为留都。顺治十三年（1657年）清朝以“奉天承运”之意在盛京城设奉天府，故沈阳又名“奉天”。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号称“东北王”的张作霖雄踞东北，他的官邸也位于辽宁沈阳，也就是张氏帅府：又称作“大帅府”或“少帅府”。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和张氏父子有密切关联的东北大学。

张作霖自幼家贫，只读过几天私塾，虽说是一介武夫，他很重视教育，他曾说：“宁可少养五万兵、也要办好东北大学”。百年前，东北大学诞生于白山黑水之间，在民族危难之际肩负起“培育英才、御侮兴邦”的历史使命，撑起一面兴学育人、文化救国的大旗。

1923年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命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筹办东北大学。将原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改办为东北大学理工科，原文学专门学校改办为东北大学文法科。1923年4月26日，颁发“东北大学之印”，东北大学宣告成立，王永江为首任校长。1923年10月24日，东北大学正式开学。东北地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奉天省议会关于创办东北大学的咨文及成立东北大学的批文 图片/人民网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继续主持东北军政。8月，张学良亲自接任了东北大学第三任校长，并提出了“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求文化之发展”的办学宗旨。

为了阻止日本插手东北教育的野心，张学良加速扩建东大，并先后捐出其父留下的大部分遗产约180万银元以及自己的私款200万元，用于东北大学的扩建校舍、据说东北大学是他出资请名师仿德国柏林大学设计的，是当时国内规格最高的校园。同时他不惜重金邀请全国名师，梁思成、林徽因、章士钊、梁漱溟、罗文干、冯祖荀、刘仙洲、黄侃、刘半农、石志仁等一大批名师执教于东大，这些名师大多毕业于国内外知名学府，东北大学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

1929年7月1日，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张学良校长向120名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各系毕业成绩第一的学生还由学校选送，往英、美、德等国留学深造。

到1930年底，东北大学已发展到有6个学院24个系和8个专修科，拥有学生3000余人，成为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的名牌大学，盛极一时。

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在《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微妙》一文中这样描述东北大学：“它的教育水平及设备比较日本在满洲设立的高等教育远为高超；凡成绩优异者，都送往国外留学深造；对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

值得一提的事，1932年7月，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出资8000银元，资助东北大学学生、百米全国纪录保持者刘长春参加了奥运会。刘长春是中国奥运第一人。这是在中国体育史上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东北大学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破坏的第一所大学。东北大学被迫流亡，1931年10月，东北大学在北平勉强复课。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中，东北大学作为游行队伍西路纵队的唯一主力军，高举“东北大学学生请愿团”大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冲出被军警包围的校门，在西直门大街、西四牌楼、王府井大街，都曾留下东大学子在数九寒冬里与军警搏斗的画面。

东北大学先后辗转于北平、开封、西安复课。也开始了长达15年的流亡岁月。

内迁三台、救亡图存

三台古称梓州，巴蜀重镇，至唐、宋时期便跻身四川第二。盛唐伟大诗人李白上梓州长坪山访盐亭隐士赵蕤求学问道。不久，大诗人杜甫迫于“安史之乱”的兵祸而流亡三台栖身，晚唐大诗人李商隐落难跋涉到梓州，帮人做了回“书记”事务。

三台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绵阳市东南部，历史上，三台曾在唐代与成都齐名，享有“川北重镇、剑南名都”之美誉。

抗战时期，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作为川北重镇的三台冒着危险接下了一块“烫手山芋”——流亡七年的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入陕，一定程度上与张学良在西北也存在关系。

1936年初，东大工学院率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分校。1937年1月，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南迁到河南开封。同年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东北大学”。６月，学校全部迁到西安。

1936年的12月9日，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的一万多青年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再一次上街游行，请愿国家团结一致抗日——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们又一次走在了最前面。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双十二”事变震惊中国大地，张学良的处境急转直下，他执掌的东北大学一时间成了“孤儿”。

在西安事变问题上，东大校友也多有涉及。如何安置这所具有张学良背景的流亡学校？当时存在多种意见，一个意见是停办东大，另一个意见是要东大迁往边陲青海，这无疑有让其自生自灭之意。

当时，西安一则面临日军威胁轰炸，另则政治上西安已经成为是非之地。大局如此，当时刚刚接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的臧启芳，心知肚明，按教育部指令，东北大学向青海迁移似成定局。但他不远看着东北大学断送在自己手里，便背着教育部及有关当局，派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李光忠带着他的亲笔公函前往四川，希望能为流亡的东北大学找到一席之地。

李光忠的四川之行并不顺利、四处碰壁，原因不仅是因为抗战爆发后，迁往内地的学校太多，而是如果接纳东北大学，人人都知道有着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李光忠接二连三遭到婉拒，就在几乎无功而返时，他猛地想起四川还有个三台县，就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到了三台。

当时的三台因战乱和饥荒，日子也不好过，就在当年，还是“春旱连夏旱，灾民达30万人”，不少种田的农民选择外出逃荒。但走投无路的李光忠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见了时任三台县县长的郑献徵。

时任三台县长的郑献徵反复阅读着公函。他深知这一张纸的分量。虽然他明白此时接纳东北大学等于接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随时会将三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可是，他作为一县之长，更能掂量出民族大义，在抗日救亡的关键时刻，他懂得一所培育民族精英的大学有了难处，三台不应该将其拒之门外。

正如郑献徵里所写：“三台虽然因为天灾缺吃少穿，但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学生，所以三台人民愿意勒紧裤腰带，多添几百张嘴吃饭，这既是为了积蓄抗日的力量，也能为三台播下文化的种子。”

1938年3月，日军西犯，潼关戒严。东北大学总部和文学院从西安举校迁入三台，四月复课，更名为国立东北大学文理学院。（注：东北大学原工学院于1938年7月，工学院脱离东北大学，参与组建西北工学院）

三台各界人士举行盛况空前的大会，欢迎东北大学迁到三台。并让出城东杜甫草堂（即田颂尧29军军部旧址）和三台潼属高中一部分校舍作为东大的校舍，条件虽然艰苦，但三台县人民却给了东大人家的温暖。

东北大学内迁三台，让这座偏远的后方小城，成为了抗日救国的前沿阵地。这8年，正是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的八年，三台人民同东北大学师生一起，用满腔热情共同书写了抗战文化的华彩篇章。

当抗战进入最关键时刻，东大学子更是积极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1944年7月，三台县200多名由大、中学生组成的青年远征军，登上了从新津飞往印度兰伽集训基地的飞机。这批远征军中，就有东北大学的学生。

陆侃如、冯沅君、金毓黻、高亨、杨荣国、姚雪垠等齐集东大，先后在校任教。1940年，著名学者金毓黻到东大筹备“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1942年，教育部令：改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给予硕士学位，东大的研究生教育，由此发端。

东北大学师生迁到三台，依然奋力投身抗日宣传运动，将沉寂的偏远小城三台，打造成为川西北抗日群众运动的中心城市。

在这场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中，为了延续民族的血脉，三台人民接纳了流亡的东北大学。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者，三台人挺起了不屈的脊梁，凝聚成了捍卫国家和民族的中流砥柱，为后辈儿孙留下了世代相传的历史记忆，树起了一座爱国主义的传世丰碑！

1946年3月15日，东北大学师生开始往沈阳回迁，回到阔别多年的北陵校园。

1947年2月1日，东北大学举行返沈后的开学典礼。

东北大学迁入三台的八年，是艰辛的八年，是悲壮的八年，更是辉煌的八年。她为古老的三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更为三台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在东北大学校史馆里陈列着一尊奠基石碑，石面黑底白字，镌刻着张学良老校长的亲笔题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懆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这尊石碑是东大15年流亡岁月的经典浓缩，更是东大人抗日救亡中的史诗之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