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新媒体语境下传统媒体如何与新媒体技术相互融合与发展的话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也成为了传统报刊界同行的显性论题。日后有时间，我将就此重新表述自己的一些想法。这里，我将对传统文学期刊的部分现状分析及思考作出整理与阐释。

文学杂志市场经营的濒临窘境早已是一个老旧的话题，然而，究其原因及出路，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苦无应对良策。

根据以往的有关报道，目前我国文学期刊生存状态比较好的不到100家，绝大部分陷入人不敷出的经济困境。在比较知名的30多家文学期刊中，发行量在I万册以上的有13家，发行量在2000册至5000册之间的有12家，占受调总教的35%，其中还有发行量不足1000册的文学期刊8家。事实上，这一数据统计可能还包含一定的水分，实际状况或许更为糟糕。因此，有一种意见认为，当前急迫的任务，不是探讨如何推进文学期刊产业化、市场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关停并转’整个文学期刊市场，把损失减少到最低”。这一观点曾经有一定的影响力，当然，目下的时代状况业已使得文学生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实细究起来，文学期刊现实困境的成因更主要地源自于当代文学生产体制、文学精神生态及其观念桎梏的深层病灶，原因颇为复杂，需要深入探析。而急速地将文学期刊完全推向市场，或者人为地由多减少、关停并转、去芜存精的做法，都未必是一帖良方，过于天真和简单化。按此逻辑，似乎杂志数量一经精简，市场份额自然会重新分配，文学效应就可能重新集聚，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才能得以真正体现。且不论由于体制性的特定原因和话语权力的顽拗，关停并转、生死由命在当下显然难以做到，即便真的付诸实施，也因为市场毕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读者更不是一个可计划调节的恒量人群，对文学杂志完全实行市场取向的关停并转和外迫式的“休克疗法”只会成为一种“聚沙”却未必“成塔”的自我幻想。更何况，有关数据已经显示，以营销收入计算，全国文学杂志现有发行量累加后的总和并不能真正解决几家杂志的生计问题，从根本上拯救文学杂志的惨淡经营。

确实，多年来总有一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于文学杂志的头顶，大部分杂志的发行量及影响力从新时期初始的辉煌峰巅一路走低之后，生存还是消亡的硕大魔咒就始终压迫着它们的现实神经，使之在面对黯淡前景的茫然焦灼中陷入了一种悖论式的尴尬境地：因循陈规、持守不变必定绩效平平，遭人诟病，改头换脸、时尚媚俗也未必迎合市场，有人喝彩；文学杂志改版转型鲜有市场成功的个例，艰难的守望反倒成为其苦涩而无奈的某种执着姿态；“市场化”容易伤损文学的尊严，“圈子化”又难免遭遇读者的冷漠，而誓言“坚守文学本质”的“权威说法”感觉上似乎是在自我嘉勉，同时也更像一种自我解嘲，被人目为“文学的死路”。文学杂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遭逢着自我认同的危机，甚而还落入了一种自我评价的怪圈。

确实，自我认同的危机在于当下的文学和文学杂志面对市场化维度欲迎还拒的踌躇、忧惧和失措，在于如果弃绝了市场的考量和读者的检验，其自我价值及文化利益的无以依傍，在于文学杂志评价尺度的内在矛盾和自我背离。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现今的文学和文学杂志早已进入了一个市场化转型的时代，对文学而言，固然不能将它看作纯粹的商品消费，但文学杂志作为一种具体的业态经营，却时刻面临着紧迫的生存压力。

事实上，两者都不可能疏离和切断与市场化现实的生产连接，尽管时常有种种不堪经济压力，因而恐惧、责难且放弃“市场”，以寻求政策性保护与资助的论调充斥耳畔。正如有批评家所言，扮演市场批判斗士的角色总是容易的，但高谈阔论“对市场说不”却是要承担现实风险和责任的。文学的市场化是否一定会像许多人某种“愤怒与喧嚣”式的反应所声称的那样，会释放出玷污文学清名、毁灭文学生存的恶魔，更是需要人们经过冷静的思考，才能作出恰当的评判。

确实，“市场至上”取向下的文学生态出现了媚俗逐利、良莠不分的不良倾向，文学杂志持续不断的改版风潮也裹挟着平庸低俗、轻薄芜杂的暗流而备遭读者的冷眼。然而，我们却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上世纪以来由市场巨手操控的风云流转毫无疑问催生了当下社会多元化的文学需求，激活了文学生态的良性互动，抑制了文学创作过度的精英化、圈子化走势，拓展了文学观念因长期固步自封、自怨自怜而日益退守的自我疆界，缓释了其面对市场化生存竞争的忧虑、恐惧和严重的心理压力。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市场化”肯定不独独给人们带来肮脏、铜臭、粗鄙、媚俗凡此种种藏污纳垢的弊害，严重戕害与侵蚀文学的尊严，相反，它更可能给文学生产注入了某种生气、自由和活力。对“市场化”不应该简单地施以“语词妖魔化”的粗暴拳脚。这其中的许多问题至今仍是尤其需要认真辨明的。

同时，在社会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化维度的必然而有效的确立也使一部分人必须消除一种幻想，那就是既然讲“人文精神的失落”，既然讲“坚持文学理想”，既然讲“重新梳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似乎文学及文学杂志就可以拒绝和抵触市场化现实的压抑，自我弃绝市场的挤迫和读者的裁汰，“圈养”起来自恋自守、自我消费。显然，这也只能是一种由刻意拒斥市场化现实的恐惧心态而生成的，希图乞助权力悲悯、放弃自我救赎的幻想。

文学及文学杂志要建立有效的自我评价尺度，重新召回社会读者人群的广泛注意力，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市场化维度的支持和契入，甚至将自身与市场、读者的关系刻意对立化，以看似堂皇实则虚假的逻辑论断换取其固守自恋的生存资本和顾影自怜的生存空间。而所谓有效的评价尺度，更不应该也不可能放逐市场和读者的评判权力，将文学生产的绩效考量简化为自我测评、自我表扬，自行订立“去市场化”抑或伪精英化的文学标准，以“专业主义“的自圆其说躲避自我认同的危机导致的尴尬和可笑。

固然，我们不应该对一般读者的市场需求唯命是从、顶礼膜拜，不应该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而由发行量、读者人数、市场人气来左右文学的写作理念、出版原则，甚至价值尺度，然而，我们更不应该决意走向市场和读者的对立面，或者居高临下，自命清高，一跃而成为读者的“上帝”，或者落落寡合，冷眼相向，无意成为读者的朋友，真正把心交给读者。既然有人认为要使文学及文学杂志成为读者的朋友，当然就必须对读者“亲”而“和”之，“吸”而“引”之，使其着实焕发出自身的魅力，将读者重新召回文学的美好境界；反之，其结果也必然会使文学杂志无可怀疑地在日趋寂寞中走向沉沦。

令人担忧的状况是，由于评价尺度的现实矛盾和内在背离，如今不但是文学杂志，连文学作品本身也一道失却了优劣好坏的评价标准。“好的文学”当然不一定就是“好看的文学”，而文学的“好”却本应包含着文学的“好看”。“好看”虽然并非“好的文学”的唯一标准，但所谓的“好”无疑应该兼指一定的销量和持续的人气。读者的眼光也许未必洞明如炬，有待于滋养提升，然而，远离了读者人群关切的文学又如何来求证它的精深魅力？

眼下盛行的各类文学评奖、作品年度排行本来是有利于选优拔萃、标示典范的通行方式，却因为总是掺杂了过多的非文学因素和紊乱的评判标准而流俗于世，往往是暗箱操作、黑幕重重，蜕变为愚弄读者、鱼目混珠的庸俗交易。而自从许多批评家摇身一变成为了话语权力的崇拜家，或者成为了妄自尊大的文坛表扬家和象征资本的操盘手，文学及文学杂志自我评价的方式及其真实性、权威性早已变得令人狐疑。人们难免会发问：谁知盘中餐，粒粒皆精品？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中，文学及文学杂志只有敢于自审，善于自救，通过自主创新的文学实践，才有可能恢复生机活力，走上自强自立之道。这既是一种无可厚非的维护自我生存的悲情努力，更不能因为藉此至今未能摆脱文学持续边缘化的命运就应该遭受指责，以文学审美性的萎缩为名来抹杀其自我救赎的绩效与自我反思的意义。何况，将文学杂志现实困境的主要症候完全简单地归结为商业的功利性对文学的侵蚀与文学信念的泯灭，将文学理想和文学精神束之高阁、锁入深闺，畸化为某种本质主义的固化的理解，也是失之偏颇、有欠公允的。

文学杂志在遭逢着自我认同的危机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自我至上的封闭式的评价怪圈，以及运作方式、目标管理方面的明显误区。概括而言，表现为两种弊害尤烈的编刊倾向。

一种是过度地追求和彰显所谓文学的特色和个性，过分地标举和张扬文学的旗帜和口号，避实图名，胡乱整合，揠苗助长，唯我独尊，热衷于文学走秀和时尚通告，沉溺于一己性的趣味和喜好，自我标榜，自行测评，罔顾市场与读者群体多元而良性的阅读需求，以及文学生态整体的平衡和谐，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文学读者的逃离与流失。

一种是片面地看重并博取社会反响度，片面地重视并累计所谓的转载率和获奖量，选稿唯名是瞻，甘于平庸守成，忽视甚至漠视文学的探索创新和审美培育，匮乏因应文学市场变化、文学读者换代诸多现实难题的勇气与能力。事实上，如前文所言，众多选刊和选家的趣味的权威性与运作的自律性本身就颇可怀疑，再把这种注水掺假的选载率、获奖量看作良性的互动反响，乃至将其内含的审美标准与趣味奉为圭臬，就难免会使文学杂志的自我评价愈益封闭自恋，演变为一种价值评判的虚妄与焦虑。

我赞同有位评论家的说法，文学杂志在陷入自我评价怪圈的同时，对外部反应的过分关注实质上折射出的是某种内在的价值迷惘，而以量化指标衡量杂志水准，更是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重名轻实、观念飞舞的社会文化氛围密切相关。由于篇幅所限，对这两种倾向的详细论述就不容在此展开。

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如果论及文学杂志的生存困境及其自我救赎的努力，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依靠自身的革新与突破，在于以“变”应变，以“变”谋发展，在于怎样重新激活、培育因应市场化挑战的生存能力和持守能力。无论如何，图新求变、生存竞争才可能是文学杂志力挽颓势、谋求发展的唯一路径。

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话题。

伴随着文学杂志深度边缘化的态势，其读者人群逐渐萎缩，数量锐减。严峻的生存危机令人惊怵，重新召回读者、凝聚文学注意力早已刻不容缓。因而，“文学读者今何在”的疑问事实上不仅是对过去的文学读者的追踪，更成为对当下潜在的文学读者存在可能性的关切。他们因何流失，甚至决然消隐？难道所谓文学人口的大幅消减注定是一种时代暗含的宿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文学杂志在经历了短暂的巅峰时刻之后，实际上一直运行于双重边缘化的下降通道。这一方面固然可以归因于市场经济和视听媒体的勃兴带来的强力挤压与冲击，使之迅速拱手交出辉煌与荣耀的桂冠，打回现实原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学叙事受驱于自我边缘化的心魔，逐渐从现实转入内心，从话语批判转向形式游戏，从公众主体蜕变为自我中心化，逐渐弱化了自身对历史现实境遇的把握能力和表达能力，加剧了文学的精英主义和专业主义倾向。这使得文学与现实情境之间不再具有深切的勾联，进而放弃了对于其复杂性、丰富性的洞悉与考量，阻断了与社会大众的道义默契。文学话语的自我高蹈和叙事形式的墨守成规无疑加大了与读者大众的心灵鸿沟，并为他们因精神维系感的失却而选择逃离显现了充分的理由。

文学杂志多年来受困于观念的桎梏和市场的泥淖，积重难返的自身弊病造成了它个性趣味的保守老旧、面目样式的趋同划一和创新能力的萎靡钝化，自我偏执甚至还诱发了自恋自闭和孤芳自赏。无情的现实不容辩说和逃避，读者的急剧流失和发行量的锐减早已使之徘徊于生死边缘，惨淡的前景昭然若揭。

文学读者如今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能指”空洞化的概念，无从把握且令人狐疑，再继续幻想要人们投以强烈的关注和垂爱分明不切实际。结局异常明晰，文学的自我边缘化除了把大量的传统读者驱赶回了日常生活，把潜在的年轻化的新型读者人群逐出了日益专业化、精英化的文学视野，使文学读者人群进一步老龄化、小众化、圈子化以外，还做了些什么？如果文学门可罗雀，失却了赖以生存发展的读者一维的支持，还谈何真正扩大文学的影响力？如果消解了读者大众的“多数人”概念，又谈何文学本身具有的普遍“本质”与意义？这样的话，文学杂志无疑将就此深陷保守僵化的死胡同，欲振无术，更遑论激活自身的发展活力。

如果我们不去悉心研究市场化的复杂因素和时代生活方式的深度变化，全方位关注和考辨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趣味，如果我们不能对读者大众“亲”而“和”之、“吸”而“引”之，缺乏对潜在的新型文学读者群体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反而一味责难市场的媚俗和读者的平庸，一味沉浸于对以往年代的缅怀与感伤，那么，读者的流失与消隐除了证明当下文学、文学杂志自身的苍老病弱、因循守旧和魅力低下以外，还能有其他什么自我说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