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上午访谈阿来。腾讯“腾云峰会”惟二（另一场是戴锦华）的专访现场，在座记者甚众，提问连“理塘少年丁真走红”都覆盖到了。

阿来自云“2020年什么都没有干出来”。2020年只是《云中记》拿了“京东文学盛典国内文学大奖”。然后他二十年前的名作《尘埃落定》，电视剧要重拍，为保证品质，他决定亲身介入。

阿来见过多回。第一次访谈十几年前了，2000年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拿了茅盾文学奖。最记得当日自己在手记里书写对他的印象，“浑然的外表，清澈的内心”。后来在深圳那年的“口述历史嘉年华”上，他的开幕演讲极精彩。2019年为《云中记》，听了一场研讨会，旁观一回新书发布，做过一版“讲堂”。

这次采访前重读《云中记》，依旧荡气回肠。以前只知他少数民族的身份、异域信仰、史诗吟咏的精神资源、大地行走者的生活方式。此回再度聆听，才知他更多层次的生命质地，还有古典音乐迷、非虚构写作践行人、博物学研究者……

本文标题出自《云中记》。

并不觉得写作是世界上比较重要的事情

北青报：疫情的时候您在哪儿？听说您已经写了有关疫情的长篇小说？

阿来：今年疫情刚来的时候我在成都，就想起2003年非典。非典的时候我有个奇怪的经历，我恰好穿行了所有非典最严重的疫区——先是从北京要去台湾，那时候不能直飞，我就去了深圳，深圳是疫区；然后坐火车到香港，一走进香港机场，防疫人员背着一个药水箱对着人直接喷洒，这时候才知道很严重；飞到台北，台北也是疫情高发地。到台北第二天、第三天，大陆开始公布疫情。我又在台湾到处穿行，然后又回来了。

今年疫情暴发，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非虚构题材，就希望有一个官方身份能到处看看。结果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汶川地震后我们当志愿者自己就去了，但今年你没有一个身份在这个时候是到不了任何地方的。所以跟大家一样，就关在家里，到现在也是这样的状态。

今年几乎没有写东西，就把疫情当小说写了。写了一个初稿，十几万字。但是此次最重要的是病毒溯源，是个科学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发表基于这个为基础的作品我自己觉得是不太恰当的。所以写得还不成形的东西就扔在那儿了。等于今年什么也没有干出来。

北青报：而您去年出版的基于汶川地震的《云中记》，我记得是酝酿十年才落笔。

阿来：《云中记》也不是酝酿十年。这次疫情我想当志愿者当不了，而当年是全开放的。地震第二天我就到了震中映秀，当了八个月志愿者然后才回家。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警告自己说，我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的。因为有一个作家身份，你就永远忘记自己是个普通人，就老在想搜罗材料，那肯定是干这种事情，就去找那种稀奇古怪的事。而我完全就是没有受灾的人去帮助受灾的，我给自己定义是一个志愿者。不是这个名字好听，而是我不允许这个时候再把自己的身份定义为一个作家。

所以并没有酝酿故事，而是情绪和所要表达的愿望。我的写作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说“找”灵感，好不容易出来一点儿赶紧就写。我自己写作比较少，我也不觉得写作是世界上比较重要的事情。经常有写作冲动的时候，我是抑制这种冲动。就是不写，过一阵子，如果不是真正强烈的冲动，可能一周后就已经过去了。这样我每本书大概都经历一个过程，想写、强制自己不写、又冲动，反复多次。最后不得不写的时候，我知道它是一个确实能释放激情的写作。这样在漫长的写作过程当中，始终保持一种真正的艺术冲动。

“5·12地震”毕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死亡的人数都是八万多。在那几天我也亲眼看见很多死亡，也挖过那些人，也抬过那些人。后来“5·12地震”十周年的时候，人家很多是为了赶这个祭日，肯定之前就写，然后这时候出书。而我是那一天突然成都市警报拉响，我一想十年了。这个时候好像再也控制不住，我坐了半个小时就开始写了。

如果有一天写关于地震的小说

我一定要把美的东西写出来

北青报：我听过去年5月您和欧阳江河、邱华栋关于《云中记》的对谈，里面提到很多关于莫扎特的《安魂曲》。

阿来：中国音乐跟西方音乐有点不太一样，中国一般都是比较小的、抒情篇章，当然也有非常优雅的《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诸如此类。欧洲古典音乐很重要的是它那种气质，比如说交响乐，它有个巨大的乐团的规制，还要互相配合。但更重要的是它演奏的这些曲目，交响乐有四个乐章，每个乐章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还要有大致的规定。这就让它像一个建筑。西方人经常把交响乐跟长篇小说放在一起谈，它们都是建筑，只不过音乐这个建筑是用耳朵听见，长篇小说是通过阅读。

其实我不太喜欢莫扎特的有些音乐，用今天中国的话来说，有点儿“娘”。因为他少年成名，小鲜肉，死的时候也才三十出头一点。加上又是欧洲那样一个时代，男的头上都要扑粉的。但是《安魂曲》不一样。《安魂曲》是人家跟他订货，你要写的是死亡，不是调情，不是爱情，不是众神的宴会，也不是森林里的一块草地。这是莫扎特变得严肃起来的作品，而且很不巧，这个时候他自己生病了，而且是不治之症。所以订货的死亡变成他写他自己的死亡。他没写完，最后他把自己的思考跟构思告诉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帮他写完。所以这部音乐作品既叫《安魂曲》，后世更多的人叫它《未完成交响曲》。

我喜欢它更因为一个情境的特殊性。“5·12”的时候，我在映秀帮着挖人，挖几天几夜之后没人可挖了。那些六层、七层的楼房露在地面只有两层，别的层看不见，陷到下面去了。下面的也不可能挖出来。整个映秀镇，那个时候挖得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是说黄金抢救时间，24小时，48小时，72小时不断延时，最后是到了100小时。

映秀是震前大概一万多人的小镇。之前晚上都是照明灯打着强光，罩着整个废墟。那天晚上大概9点，“咵”，探照灯关了，大家都休息了。我自己开的一辆吉普车去的，就睡在我车里。但是睡不着，突然心里很空，想听点音乐又不敢听。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一点安慰。浑身都是逝者的气味，戴三层口罩洒满酒精，那个气味还挡不住。

我就在我的唱片里挑，车上都会有一个唱片袋嘛。后来我说“好，这个大概不会冒犯”。我觉得《安魂曲》是可以，因为我完全知道莫扎特的安魂曲是说什么。就悄悄放，它是交响乐，又有人声的吟唱，弥撒。声音开得小，那个层次是没有了，丰富的和声有点损失。但是一点一点，边听边泪流满面。那个时候泪水好像才出来。

对于死亡，不少中国人是那种无以复加的悲伤，看谁哭得最惨、哭得最大声，谁会哭得晕过去。其实我觉得在别的文化当中，包括我们藏族对死亡，不是这么表达。甚至可以用歌唱，只是它是哀歌而已，它是悲歌。那种艺术的荡涤，对人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放着那音乐，我突然看见天上的星光就没有了，我在想是不是这些人真的是……那个时候一方面是科学主义，我不相信那些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又确实愿意人是有灵的。身在那种环境，如果没有一点美的东西来消弥一些印象，你会把生命看成完全没有价值。我就觉得确实需要一点美的东西来拯救。

后来我也不管了，我就听。突然发现车周围站了好多人，在抽烟。一睁眼我想完了，这下他们得把我抬到河里扔了。结果没有，都在那儿听，抽烟。最后音乐完了，继续抽烟，悄悄离开。后来我就想，要是有一天我写关于这个地震的小说，我一定要把美的东西写出来。

今天把写作的标准降到如此之低

我肯定坚持我的道路跟我的方向

北青报：您的《云中记》做到了。

阿来：我们中国人很难相信，死亡当中有美吗？后来《云中记》开篇我第一次写了三段题辞，第二段我向莫扎特致敬。我写《云中记》的时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