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国内文坛收获了哪些令人难忘的精品，涌现出哪些值得期待的新人，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领域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针对以上话题，《中华文学选刊》在2019年第1期邀约十一位长期身处文学现场，视野开阔、眼光独到的作家、编辑、评论家与媒体人，分享各自对2018年原创文学的个人观察和阅读印象，推荐心目中值得关注的佳作。

果敢与砥砺——2018阅读推荐

葛亮

《候鸟的勇敢》：有关信仰的寓言。作家迟子建再次将笔触深入东北大地的广袤。这部小说中可见意味深长的对位，来自候鸟与候鸟人各自指代的生态格局。后者作为瓦城新富阶层，以欣欣向荣的暗示，藏匿了这座城市的污浊。一场禽流感则揭开了虚浮画皮，令善恶生存本相，各归其位。候鸟被尊为“神鸟”在民间相传。众声喧哗，带着一点昂扬与不甘，终成如潮舆论，载浮载沉。希区柯克的《鸟》，曾倾覆了这世上强大与弱小的规则。这部小说，则以果敢的方式，将规则祭上神坛。金瓮河两岸的娘娘庙与管护站，如阴阳相生，构成壁垒暧昧的隐喻。作者笔端的锋芒背后，一如既往有着温存，哪怕底色些许哀凉。

《琥珀》：香港作家闻人悦阅经年所成长篇历史小说。借谍战之题，勾勒百年流徙。将虚构的小说人物嵌入历史真实，独沽一味。由苏联涉入蒙古为切入点，历经二战至环球金融与能源危机。国际政治则以美、中、苏三方军政博弈为眼，书写主人公作为特情人员的一生。随故事人物潜入时代缝隙，重建变故现场，进而寓情于冷笔，拷问人性。这部小说流转于国际遽变，文字则深具东方情致。中国古今符码信手可得，茶道、音乐、古董、建筑、艺术等错落于叙事，可见作者深厚人文积淀与智识。大处可观，毫微处则屡见精致用心。

《说戏》：昆曲大师柯军的随笔。借十一出经典剧目，渔樵唱和，蔚然大观。文风可谓由谐入雅，从表入里。其中可见“传承”二字的分量。当事者以一己经历入文，甘苦自知。昆曲大雅之姿，薪火再三，自有其在时代中的砥砺。作者对《夜奔》体之甚深。问及最心仪唱词，曰“哪搭儿相求救”。日暮西山，是林冲作为末路英雄的悲怆苍凉，亦是昆曲之困境。无实曰虚，反真曰妄，今唯“八百壮士”肝胆相守。如追本溯源，无一式不见来处。传承之外，亦见嬗变。“大道至简”。《桃花扇》三十年前的楼阁丘坡，到如今黑幕前的一桌二椅。“舞台上物质越少，非物质就越多”。唱念作打，手眼身步，方是昆曲本体。作者写传统与现代的砥砺和融合，由日常光景写时代跌宕，举重若轻。一桌，二椅，三两步，四五人，即是万水千山，千军万马。

葛亮，1978年生，祖籍南京，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著有长篇小说《朱雀》《北鸢》，小说集《七声》《谜鸦》《相忘江湖的鱼》《浣熊》《戏年》《问米》，文化随笔集《绘色》等。作品曾获香港艺术发展奖、香港书奖、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朱雀》《北鸢》先后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

在无以名状的世界生活并写作

何平

说说青年写作吧。这是一个过于爱悦自己、过于自怨自艾的青年写作时代。但这不是我们时代对作家的要求。阅读了大量的青年写作，我也努力去说服自己，他们的哀伤是诚实的。可是止于哀伤，或者，不去追问哀伤从何而来，不去追问人的损害和建设，这样的文学好逼仄气，好“作”，好龌龊和局促。

一个全民写作的“朋友圈文学时代”，恰恰也是文学重新成为文学，重新做一个写作者的时代。在这个“再文学”的时代，一些貌似过时的话题也需要重新检讨。比如，我们的文学中有这么多失败者、多余人和灰色的小人物，多少小说提供了有巨大概括能力的“文学典型”？大多数只是撒娇式的失败的小情绪，其实对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并无多大兴趣。从这种意义上，我理解《西湖》杂志编辑李璐所说的作家三三对“诸恶并作”的透视与惩罚。三三还是一个“在路上”的小说家，她的《恶有恶报》发表于《西湖》第11期。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提到“表情独特的脸庞”，当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也在于保留每个人独特的表情，而不是以同质化去适应某种滞后的文学审美。尊重每一代人在时代中获得的感受和经验，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

再比如小说中的人和他们生活时代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先偷懒地把我们的时代命名为“小时代”，就获得了肤浅平庸的权利？因此，在萎靡、猥琐、小的“文学时代”，我愿意推荐周嘉宁的《基本美》（《收获》第1期）。《基本美》不是凭空而来的，周嘉宁的个人写作史，她参与编辑的《鲤》，都是在她所生活时代的百科全书和青年精神史意义上展开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就是她的“大时代”。她的写作让我们明白所谓“大时代”和文学去书写的“大时代”不只是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每个人和他们所生于斯长于斯的时代之间都有着大与小的关系，如何书写和自己生命等长的时代？应该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必须面临的问题。

下面三个作品来自我在《花城》主持的栏目“花城关注”。毛晨雨的《蛇的志向》，意义不只在于“野外作业”和“田野调查”的文学态度。在广阔的八面来风的旷野中观察和写作，构成了对青年写作耽溺于房间和床上的反动。毛晨雨的文学谱系是列维-斯特劳斯、巴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以及朗西埃、斯蒂格勒、南希、德斯科拉、拉图尔等人，如其所言，我们无法真实地拒绝文学之在场。影像即使占领了媒体的主导位置，更早也是经由文学的叙事来连接社会与身体的感知网络的，影像语言中有无法驱离的文学在场性。冰逸从没有自诩为诗人，她只是想写，于是写了长诗《废墟的十二种哲学》，这是一首献给时代的“长恨歌”。“废墟”不只是最后的凝定，“废墟”对应的是“盛景”，以及时间中的侵蚀、掏空和不复存在。因而，时间是绵延着“曾在”“此在”和“永在”的河流，它裹挟泥沙而下，成为我们“能见”和“想见”。慢先生在2018年贡献了90后最突出的小说，他的《魔王》可以从很多方面去阐释，比如个人和时代的关系，比如家族创伤记忆和成长，比如文学和救济疗愈，等等。慢先生的《魔王》是献给父亲和记忆中的西北。他认为西北是一个叙事上更为广阔的舞台，人和人的距离更近，矛盾和冲突也比较激烈。他几乎不在西部风俗志背景下写人，而是小说风格学和修辞学意义上的“去往西天取经”，汲取西部大开大阖的精神气质。更重要的，西部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慢先生感应到“改写”和“变”。在这里，王蒙《在伊犁》《这边风景》、张承志《黑骏马》、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阿来《尘埃落定》《空山》、次仁罗布《祭语风中》等小说开创的直面当代西部现实和创伤记忆的传统被接过来，在当下青年写作世代得以被记忆、书写和传递。“每一代人应该充分地讨论和理解不幸，而不是避而不谈，然后竭尽所能地阻止不幸传递下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回应周嘉宁《基本美》提出的问题。

在无以名状的时代，文学如何对我们这时代命名？值得举出的例子还有笛安的长篇小说《景恒街》，以及批评家杨庆祥一直在申说的“新伤痕”。我们的文学应该以“不能避而不谈”为起点，去命名无以名状的时代，虽然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无以名状”，但命名过程中的固执、决绝，甚至被伤害、被毁灭等等，本身都是有意义的，所谓的哀伤应该是这些之后的。

何平，1968年生，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散文说》《无名者的生活》等。2017年开始主持《花城》的“花城关注”栏目，提出“文学策展”概念，以话题的形式推介文学新人。

不要把小说写得那么“土”——2018小说阅读片语

何同彬

与某位朋友讨论小说时喜欢用一个特别“业余”的概念——“土”（其中饱含的“歧视性”和批判性与作家的身份、作品的题材没有任何关系），比如该朋友提到某位著名小说家的近作时，总是不无轻蔑地说“土，真是越写越土”，论及某重要文学奖项时，也曾“武断”地认为“多数获奖小说都很土”。

小说的“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观念落后、视野狭窄、精神空洞、技术粗糙、“态度”傲慢，意味着现实感和当代性的极度匮乏，意味着对它的阅读是一种徒劳的耗散，意味着小说的语境这么“难”（“复杂”），而你却写得如此“容易”（“简单”）。不要把小说写得那么“土”。作为读者、编辑和批评者，却总是看到那么多“土”得彻底、“土”得趾高气扬、“土”得义无反顾的小说，真是无奈又悲伤。

当然也有例外，2018年我有限阅读之中，仅举几部上海作家的作品为例：小白《封锁》、黄昱宁小说集《八部半》、周嘉宁《基本美》、王占黑《麻将的故事》《小花旦的故事》等。

小白在参与《鲤》“匿名作家计划”时，对大多数参赛作品表示失望，在他看来，即便是一些文笔老练的作品，内在也显得游移不定，缺乏一种叙事所必需的坚定感。对，要想不“土”首要的就是要有这种坚定感，而坚定感实际上是由有效的现实感构筑的。以上列举的作品某种程度上都迫近了这样的现实感：“在此之下的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我们能潜入表层以下——这点小说家比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构成却是粘稠的物质：我们没有碰到石墙，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每一步都更加艰难，每一次前进的努力都夺去我们继续努力下去的愿望或能力。”（以赛亚·伯林）

说白了，表现现实感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语言、叙事技巧、视野、经验、思考力、思辨性……文体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再无所谓诗人或小说家的存在，而只剩下书写本身”（罗兰·巴特）。

前一阵子遇到胡桑兄，他问我今年有什么小说值得看，我想了想说：没有。当前的小说好不容易摆脱了“土”，却又死活逃不出“小”，按照哈罗德·布鲁姆（“虚构文学而非议论文学是获得自律的最佳途径”）和理查德·罗蒂（小说“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我们自身道德词汇的偶然性”，“读小说是为了避免自我中心”）对小说功能的期待，我的确只能说“没有”。每天都在错过“成为更好的人”，因此，错过几篇也许还不错的小说也就无足轻重了。

何同彬，1981年生，评论家，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扬子江》评论编辑部主任，现任《钟山》杂志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著有评论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等。

为散文书写注入新鲜血液

季亚娅

当代最富探索性的写作，可能在散文书写领域。我不是在美文或者抒情散文的意义上谈论散文，恰恰相反，关于散文的定见里所不能满足的阅读焦虑，在这些溢出文学、无法归类的文字中得到纾解。我希望找到最具创造性的激进文体，能越界，也能呈现不确定性的实验性文本，如果它们也提供一种叙事，那首先是一种现代博物体式的知识型叙事，学科领域的分界线被有意识地模糊，类似于知识生产的原初状态，美与智慧、词与物呈现一种元气茫茫的纠缠。它们所容纳的巨大的信息和情感含量，所提供的整合思想、叙事、行动的能力，以及或清晰或模糊的实践指向，为散文写作带来新的方法论思考。

张承志2018年在《山花》杂志的专栏，以一组极富辨识度、反对常识经验的文字，抵达修辞与知识的边界。《鞑靼海峡》可谓代表。鞑靼海峡在国人视野的尽头，也在常识的尽头。东北亚大国相争的历史本属于知识的极边之地，作者从此处获得的反观自省之途，却指向文明中心的秘密：与殖民主义相伴的国族崛起必然伴随对他者的蔑视。蒙元史研究的深厚学养、作者醉心多年的文章之道与身体力行的知识行旅，构成这篇盛世危言的胆识与心志。无论判断正确与否，这有点像是作者的自我放逐，带着极北苦寒之地的肃杀，自文明的边界投来饱受争议的他者之眼。

艺术家的文字是另一种路数，启示录般的语言充满了转喻的技法。当代艺术家邱志杰《邱注上元灯彩图：关于一种历史剧的编撰》（《十月》第3期），将古代戏曲的书写元素，舞台折子戏的调度元素，福柯式后现代理论的批判视角，与现代杂文的笔法，极富创意地综合在一起。当代艺术家特有的多层叠视觉思维方式，给文学写作带来新的方法示范。当代和古代的同时代性，艺术形式与社会批判的同构性，新的文学建构方式和写作伦理，都可以从这个文本开始讨论。在金陵这个象征性时空情境里，艺术家点亮情感与人性的发光体，各种阶层、各种身份、各种面目的角色，提线木偶般切入又淡出设定的轨迹，琐碎但又高度浓缩，历史以一种曲径通幽的方式抵达当下现实的总体隐喻，而每个片段又可自由拆解成独立的部分，一个能量积聚的爆发点。《十月》杂志近年来的“思想者说”栏目致力于打通文学与当代思想、当代现实直接对话的途径，2018年度除此篇之外，书写四十年女性生育变迁史的《生生之门》也值得一读，肉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叠影，为生育这个“圣词”注入人间的蛮野生气。

《花城》杂志“花城关注”栏目钟情于跨文本实验。毛晨雨《地志三篇》可谓此中翘楚。作者是农学研习者和艺术家，稻电影的倡导人，从他劳作的乡野里，升腾出叙事文本与艺术实践、与民族志和个体行动相结合的异数。巫术、蛇和鸟类的和谐共生，既来自肉身经验，亦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建构，作者征用生态文明的视角，抵抗观念和词语对乡村先入为主式的侵入和改写。通过这种方式，文字参与到社会行动中来，变成作者所谓“社会写作”的一部分。写作的概念因而被放大，文字、影像、劳作与四季变迁皆变成文学的一部分，成为连接我们肉身与社会的感知网络。

是的，经验在此以如此贴肤的形式被呈现，而这个呈现又高度依赖修辞之外的总体性认知。由此获得一个反思的机会，何谓当代散文，何谓写作；在抒情与言志、唐宋与晚明的区分之后，散文的现代转型如何完成。我们阅读世界的方式，如何征用文学之外，科学、艺术、哲学和感观的一切手段。这是对熟知叙事的颠倒，是摆脱已有的写作陈规，在“真”的层面、知识的层面、行动的层面上为文体注入新鲜的血液。

季亚娅，评论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十月》杂志编辑部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著有评论集《文学的行间距》。

青春写作与“灰烬时间”

金理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鲁迅《纪念刘和珍君》），去年这个时候，还在为胡迁的离世而惊愕、伤痛；但飞溅而起的浪花倏忽间就被时间永流和街市太平吸纳得无声无息。我与胡迁素无交往，自不敢谬托知己。我从《大裂》开始对这位作家产生好感，然而在今年读完小说集《远处的拉莫》之后，总有些许疑惑、遗憾挥之不去。我想，坦率地表达一己阅读感受，并不是对逝者的不尊重；无论如何，纪念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认真对待他的作品吧。胡迁笔下有着类同的人物形象和稳固的取景器，比如零余者，比如暴力循环，比如和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这一切的中心是不可化解的生存痛苦。也正因为神经那么敏感，情绪那么炽烈，理想那么高远，所以每遇挫折和压力，格外引发剧烈的反弹。但这一切对读者来说又构成巨大挑战，我们往往疏于将小说中如寓言般静默在永恒里的痛苦，置放到具体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中进行辨析，而易于将和人群疏离的自我、傲然与世界为战的姿态，板结为理解个体和社会两造之间关系的稳固模式。这是非常典型的对青春写作的接受法，尤其胡迁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进一步加剧了那种浪漫、自我戏剧化，这些“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不可避免地渗入到对胡迁文学世界的认知中，于是，他创作的某一面向会得到不加节制地夸张，由此掩盖了其他面向。在一篇短文中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这其他面向，可能是胡迁作品中本已存在却被我们忽视的，也有可能是天不假年未及发展出来的。我隐隐觉得，我们目前关注的，只是处于上升形态中的胡迁，如果他的文学能够完成一次降落的位移，那将是读者和中国文学的幸运。”

我在班宇的《逍遥游》（《收获》第4期）中看到一次降落。小说写三个各自身陷一大堆生活麻烦的普通人出门“穷游”，这一路上，既看山河风景，也小心翼翼地探入人心幽微的褶皱。仿佛置身于暗夜，但也感受到光，但这光也是明灭不定的，就像小说所言，“光隐没在轨道里”。班宇很善于处理这种交界的、混沌的人生境遇；耐心地缝合种种看似对立的两极之间的辩证关系，徘徊在明与暗、信与疑、希望与绝望之间，达到一种哀而不伤的艺术效果。小说中三个人物的日常生活显然是单调、疲乏甚至绝望的，一场出游好比探出头来透口气，但终究要回归到原先的生活轨道，什么都没有改变；但也未必，下楼来的“我”还是原来的“我”吗？小说结尾，“我”回到家却不进屋，特意留一点时间给父亲，原先紧张的父女关系似乎增添了一丝善意和体贴。小说中写旅途的核心情节是一次登楼远望，“我”仿佛看见云雾中的骏马，耳畔还有嘶鸣，暗合“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成玄英疏：“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如奔马”。被庸常生活压抑得透不过气的“我”，终于在此刻“青春发动”。但等下楼后来到山谷，才发觉此前登楼时耳闻的嘶鸣声，原是驯马所为，“鞭子抽得极凶，人和马离得很近，双方像是在台上进行搏斗”，这哪里是精神发抒，是人间的受难和磨折。但是这样想也不对，上面这两个场景不是互否的关系，倘若不嫌附会的话，登高楼与下山谷、登高远望与重回庸常俗世，我愿意联系起柏拉图笔下哲人的“上升”和“下降”，在见证了阳光之后，需要携带着审慎与节制，“重返洞穴”。

在成年仪式和民间童话中，往往存在一段“灰烬时间”，在灰堆里“经历某种冬眠或昏睡的仪式”，象征孩子气的死亡和人格的再生。比如一个出身高贵的王子沦为厨房小厮，从事卑微鄙俗的日常杂务，“代表了从高处摔落”，但日后的建功立业实则离不开这段日常性的磨炼（徐丹《倾空的器皿：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这么说吧，在“灰烬时间”，青年人了解自身的限度与潜力，从而学会谦卑而热情地面对世界；灰烬中埋藏的点点星火，正是未来持续燃烧的热源。

我的意思是，青春写作也许只有通过一段“灰烬时间”，才能获得生长。在周嘉宁的《基本美》（《收获》第1期）中，我见证了生长的气象。阅读《基本美》的体验其实并不畅快，一个段落经常需要翻来覆去地读。然而从阅读过程的辛苦中，我能感觉到周嘉宁表述过程中的艰难，因为她要诚恳地表述精神生活遭遇的危机与成长。这篇作品对于当下青年文学而言具有重大意义。比如，在这个群体此前的文学表达中，触目可见颓废、愤怒、对世界大声说“不”的姿态。周嘉宁通过小说中“洲”这个人物对上述姿态作出清醒的反思。那种愤怒和排他，会板结为一种程序化的表达，恰恰成为青年人拒绝介入世界的姿态；在这种浪漫化的表达过后，一切都没有改变。其实大声说“不”还不是困难的，困难的是在说“不”之后，滤去愤怒和排他的姿态（这种姿态中还附着着一种优越感，就是周嘉宁在小说中提及的“傲慢”），仿佛经历“灰烬时间”，转而“降落”到日常生活中，确立起自身的位置和意义，展开长久而耐心地修复世界的工作，这项工作必然是从点点滴滴的琐碎事务开始的，必然伴随着和各种各样凡庸的人事产生交涉、撕扯，无疑这一切都是耗损心力的。但这才是青年人真实地去触动世界的开始、这才是现实有可能发生改变的契机。

金理，1981年生，评论家，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写在文学史边上》《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等。 

2018科幻短篇推荐

李兆欣

中文科幻创作正在进入下一个黄金时代，虽然名家大师尚未换代，但新作者的涌现速度和数量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征文竞赛、创意写作培训、新人培育计划……欧美文坛曾经行之有效的方法都已在国内出现，乘上互联网文创领域的大潮，形成了倍增效应。另一面，科幻写作也沾染了各个领域普遍的浮躁气息，有些作者认为可以躺着进入未来，忘记了在顺境里，才需要用更严苛的标准，主动接受读者和市场的检验。

在希望和泡沫共存的2018年，中国的科幻短篇小说总算是收获颇丰，不同的类型风格都在蓬勃发展，既有名家新作，也有新人出世。

多年未发表作品的刘慈欣，以《黄金原野》（收入《十二个明天》）重回大众视野，心系人类的谎言，支撑起我们似乎现实中正在错过的未来。虽非今年新作，其一以贯之的对人类当下选择的担忧，再次掀起大众对科幻价值的讨论。

在世界的极端艰险中，方见人性的温暖光辉。正处于创作巅峰的万象峰年，以一篇《点亮时间的人》（收入《时间·不存在》）尽情展现了科幻小说的力量，如果宇宙的全部时间由你一人主宰，你是否能守住人性？技术之外，科幻关注纯理念的疆域，糖匪以《无定西行记》（《花城》第6期）对空间进行了想象和叙事的双重探索，处处体现又无一处着笔的西域，最终让我们反思自身所在的东方究竟为何物。除了人类和时空，科幻仍然关心生活。新人沙陀王在《下山》（微信公众号“不存在”）中虚构了一座美好的山中道观，其中掩盖着被抹掉的残酷记忆，但没有人能永远躲在山上，不面对下山的险境。在谷歌美国工作的计算机工程师慕明以竹编手工艺人的骄傲，碰撞神经科学的信念，发出是否应该《假手于人》（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征文一等奖）的疑问。理解技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想象未来将会提出的人性考验，是科幻责无旁贷的责任，在2018年，科幻作家们总算不负众望。

李兆欣，科幻评论者，未来事务管理局合伙人。

2018，深有获益

刘琼

阅读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就某一个人而言，喜好和取舍总有其理由。比如我，在过去的2018年，文学和历史是阅读的主要面向。这是工作性质和个人兴趣综合取舍的结果。在诸多阅读中，有些作品让我深有获益。

陈彦《主角》：这部长篇小说虽然篇幅近八十万字，依然强烈地吸引了我。它不仅提供了准确、丰富、奇特的戏曲文化信息，塑造了独一无二的平民形象，最令我看重的还是作家对于中国社会的透彻观察以及对于中国人命运的深沉思考。精妙的叙事艺术和高贵的精神情趣也令人难忘。

刘醒龙《黄冈秘卷》：是这部小说，而不是历史书籍，帮助我修正了对于黄冈历史和现实的认知。此外，比较起一波三折的故事，它提供的地理文化信息以及对于人性、人情、人格的探讨，别具魅力。这本书无疑是作家刘醒龙的“中年”变法。

潘向黎《梅边消息》：关于古典诗词鉴赏，这一部可以作为枕边书，差错率小，可信赖，好阅读。它的价值在于创新和去道学气，这是就整体精神气质而言，也是就内容而言。它的好处在于精妙讲究和优雅稳健，这是就语言风格而言。

王充闾《诗外文章》：这是另一本让我倍感意外的古典诗歌书写。比较起鉴赏，从体例看，它更接近注疏和眉批。以一类素材、一首诗为由头或主体，勾连同题，延展时空，作家的私塾受教功底以及哲理情怀有节制地释放。非有大学问而不能为，这套书有教科书范儿。

宫梓铭《去萨莱路上》：难以想象这是一本中学生写的书。文字精炼、细腻、从容不迫，表现力、节奏感和想象能力远超一些成年作家。如谢冕先生所言，作者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性表达常常让人想起卡夫卡和博尔赫斯，让人忘记其实际年龄。

此外还有一些让我记挂的书，比如郭宏安《斑驳的碎片》、李敬泽《会饮记》、何镇邦《昔日风景看不尽》，等等。还有一些单篇文章令我开脑洞，比如丁帆《先生素描》、张辉《做作者的知音》、孙绍振《归化泉州》、孟繁华《〈十月〉，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缩影》，等等，不一一枚举。说实话，它们大多是非虚构写作和历史讲述。从中，我读到了真相和逻辑。

刘琼，评论家，艺术学博士，《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专著和编著有《聂耳：匆匆却永恒》《当代舞台艺术观察与思考》等。

不向温软臣服——2018年小说印象

刘铮

班宇是个人物。大家都看得到，不必多讲。他不免被拿来与双雪涛对比，虽无可奈何，却也不无道理。在我看来，他与双雪涛相近之处并非重点，要紧的是差别在哪儿。这里只提一点：班宇的小说，抒情性强。班宇的小说是当诗来写的。这既是特色，又是弱点。特色不说了，弱点是什么呢？在班宇的文体、气质的抒情性与他笔下的人物、环境的客观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他的人物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但这感染力有时并不来自人物本身，并不是从人物内里透出来的，而是作者利用了他抒情的滤镜，实现了某种外在的效果。就好像电影演到令观众动情处，加进来一大段弦乐——也不是不感人，但观众泪如雨下，跟弦乐的关系更大。小说集

《冬泳》有一层现实主义的皮肤，但里面是浪漫主义的。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他的一些人物夯不实。张爱玲说过，好的作品有两种，一种是读者读完了说“是这样的”，另一种是读者读完了说“有这样的”。班宇的小说，读的时候会很激动，不过有时过后想想，会觉得，没这样的。这就是浪漫主义。班宇今后不管继续向浪漫主义方向走，还是向现实主义方向走，都好。好过现在这样。

董夏青青的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凛冽。其中固然有自然环境带来的必然影响，但也与作者克制、冷静的笔法有极大关系。不过，小说外冷内热，里面的岩浆偶尔喷发出来，老实讲，还是不喷发的好。自然环境的严酷与军旅纪律的严明，给小说设置了理想的客观界限，围绕这些界限，可以展开波澜万丈的小说叙事。这是董夏青青在题材方面占据的天然优势。稍稍偏离这些方面，一涉外间的当代世俗生活，小说的水准便明显下降，说明作者对此尚乏把握。聪明的做法或许是干脆绕开这些，福克纳不必写契弗熟悉的那种生活，这是理所当然的。《科恰里特山下》亦是群像，但作为群像，无疑比王占黑式的群像好得多。董夏青青如能不向温软臣服，继续凛冽下去，前途不可限量。

2018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小说集还是袁凌的《世界》。袁凌极沉静，极沉稳，极有耐心。雷蒙德·卡佛说，他听人讲，作家杰弗里·沃尔夫给写作班的学生的建议是，“No cheap tricks”（别耍无聊的花样）。卡佛说，他稍加修正，“No tricks”（别耍花样），句号。袁凌的好，首先一条，“No tricks”。当代生活，“世界是平的”，谁不是见多识广，作家炫技不成，往往自曝其短。袁凌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但接下去还有一句：“无为而无不为。”袁凌的作品中有一种游荡的气息，如雾霭氤氲，这就使他的沉静没有转为枯寂，而又有莫测高深之感。袁凌笔下的农村，其苦、其拙，都厚实。在众皆浮泛的时代，《世界》是块让人放心的压舱石。

刘铮，笔名乔纳森。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为《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编辑。著有《始有集》，编有《日本读书论》。文章散见于《文汇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读书》《书城》《天南》《万象》等报刊。

2018散文阅读印象

汪惠仁

《河流记》：这是一部关涉大地伦理的书。李汉荣用河流来贯穿勾连大地与大地上的人与事。自然的隐秘意志与理路，映照出人间之种种虚妄，李汉荣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他的自然写作。

《我认出许多熟悉的脸》：闫红的读书札记看似面目平常，而实际上与流行的“寄生式”轻浮写作有着极大的不同。闫红对庸常生活中人性的体察之细之深，是普通写作者难以企及的。她是能够在叙述中实现稀松平常与峭拔孤挺相互转化的写手。她的写作中仿佛杂糅了张爱玲与苏轼。

“花城关注”《中国新生代散文大展》：《花城》杂志在2018年有“花城关注”栏目，百花文艺出版社在2018年推出《中国新生代散文大展》八〇后、九〇后两卷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散文写作的新的生长。这些年轻人的写作，不再是某些口号呼吁下的“着相”的革新或革命，他们已经进入了他们自己的关于写作的心平气和的理由和状态，在文体的意义上，在知行关系的意义上，他们已经踏出了新的路径。

汪惠仁，《散文》杂志主编。

认出并珍惜这样的创作

吴琦

郭爽《正午时踏进光焰》：初读郭爽，是从她的非虚构作品开始，她的非虚构其实已经写得很独特，完全打破了传统文体的章法，而其自由程度已经逼近虚构。因此当我听说其实她早就开始写小说时，暗暗有些隐忧，因为文体之间的通约关系不是那么简单，有时甚至是相反，能在非虚构中带入小说的笔法，常常意味着作者写小说时会遇到困难。于是拖到很晚，才真正踏进她的虚构世界。恰似她用心取的这书名，我仿佛突然进入一个正午，遇到她的创作所发出的光亮和暗晕，不能立刻说这是一部完美的小说集，但又分明看到，其中蕴含着一位杰出小说家的质地。有几个印象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是她在语言和结构的处理上，在端正与复杂之外，总有一些溢出的部分，一些完全从叙事中跳脱的句子，一些在结构上不能严丝合缝契合的关节，成为局部的障碍，也成为她在叙事中可能暗藏的利器。一个是她处理不同性别的叙事，能够游刃有余地完成转化，不落入任何一种性别的陷阱，似乎实现了一种十分中性化的观察。还有一个更本质也更私人的标准，那就是难得她还有一种莫大的慈悲，在小说家的身份逼迫她露出刻薄之眼的边缘，依然极力为人留下一点颜面。其中我欣赏的部分，是她对当代生活的处理，尽管这只是她小说中的一小部分。她没有直接去描述当代生活本身的光怪陆离，比如选秀追星、互联网等命题，一如许多当代尝试一样，而几乎是理论性地把当代生活给人际关系带来的关键改变（或者不变）给抽象出来，化用在小说里，而让读者不太意识得到自己的生活被直接挪用了。这是当代生活小说化的时刻，一个非常艰难的叙事任务。我盼望着这样的时刻能在她笔下绵延生长，并最终流出一条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够在文学中得以保存的河。

王占黑《空响炮》：也许应该首先恭喜王占黑过去一年所得到的认可和成就，我们的文学机制和社会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肯定（或者也可以说是“追捕”）那些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而我再次对她隔空表达欣赏，也必然属于这个过程。她小说中那种九十九句轻快加一句叹息的氛围，一开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那首先不太像是这么年轻的作者常见的表达，尽管理论上“年轻”应该具备那样的质地；其次那也不像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里常见的表达，尽管寻找这样的声音是我们摆脱这一切支离破碎的方法。我深深地共情于她对于过去的街道生活、集体生活的描述，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初初建立自己情感堡垒的时刻，而不像多数人迅速在个人主义的掩护下确立自我，我可能和她一样，至今仍然受益于它。因此，我首先认为应该认出并且珍惜她这样的创作，在如今是如何之稀少；其次，也要以这样的作者为基础，去组织一些讨论，打通文学与社会变迁之间日益神秘化、虚无化的关联，让二者都谦虚一点，得以重新互相映照、互相刺激，让更多像她这样自然的情感与文字开始流淌。也许值得澄清的是，王占黑对父辈、对街道、对社区生活的描述，绝不纯粹只有怀旧的意义，反而，正是在她那种对过去确凿的、拒绝语焉不详的认知中，我们才得以面对未来，并且是拥有一种开放尤其是开怀的状态，去面对它。我们已经听过太多次，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但从来没有人具体地知道那是如何属于的，而在王占黑的小说中，在“她”是如何获得爱与快乐的过程里，我们知道了未来的信息，并且知道得非常具体。

蒯乐昊《异物》《平安夜夜安平》《无花果》：蒯乐昊是一个崭新的小说作者，尽管在这之前，她早就是一个成熟的其他文体的作者，更是一位老辣的读者。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她是携带着非常广泛的好奇心、广阔的经验和不拘一格的趣味，进入小说创作这个世界的。还在小说创作的早期，她就自动继承了一个古典的“说书人”的传统，用一种非常朴素而强烈的天然叙事冲动引领着自己的创作，而不在字词的锤炼中做太多暧昧的停留。这在小说创作日益自我复杂化的今天，本身也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与此同时，我也惊讶于她是如何快速地摆脱其他文体给她造成的惯性与限制，很快就进入了小说创作的腹地，在语言、结构等技术层面往前发展，每一篇都能解决一个问题，不断制造出新的故事容器。近距离面对这样的作者，读者或者编辑都会发现自己所能做的不多，甚至连给出意见都非常困难，而只能沉默地期待。也许读过她小说的人还不多，事实上她的创作到现在也还很少，但我居然就这么早就做出了期待，期待她会因为小说创作而被人们记住，并且我确信那不只是期待而已。

吴琦，《单读》系列主编。

2018，一些珍贵的阅读记忆

许旸

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部小说背后的故事足以令人唏嘘——又年轻又美又有才华的姑娘，看上去已经是人生大满贯赢家，但她逃不脱生命中被补习老师侵犯的阴影，以及顶着强大精神压力啼血写成书的二次折磨。全书金光闪闪的凌厉隐喻，俯拾即是。众多国内知名作家学者的评价都很到位，而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另一重力量，是告诉热爱文学文艺的少男少女，光有对文学的信仰是不够的，光有对教师（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切权威）的单向屈从也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当对方干了混蛋的事。文学不是粉饰的外衣，更不是缺陷的遮羞布，练习掌握文学以及文明的密码，最终也需从中展开反思，拥有辨别和反击力。“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所谓教养就是受苦的人该闭嘴？……我宁愿我是一个媚俗的人，我宁愿无知，也不想要看过世界的背面。”这是一本太珍贵的生命之书，关于文学，关于性，关于力量失衡的关系，关于教育，记得，小心教养的反噬。

茹志鹃、王安忆《母女同游美利坚》：中国当代文坛最有名的作家母女，莫过于这本书的作者了吧。1983年，茹志鹃和王安忆同赴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三年后她俩唯一的日记合璧之作出版，又过了三十多年，再版。很少有一本书可以同时照见当代文学两代重要作家的心路，书中贴肤贴肉的刻画，不纯是异域风光的描绘，还有东西方文学艺术交流的鲜活掠影，以及对美国社会多个层面的体察。母女双重视角的交织、比对，尤其有趣。“我总是极力挣脱与母亲的捆绑，身为著名作家的女儿，成长中的反叛期延长并且加剧。妈妈一直比较淡定，在美国，她看我天真地和别人争吵，眼神里多是宠溺欣赏，做父母的对儿女都不是客观的吧。”王安忆在接受我采访时说的这番话，很容易让人想起青春期女儿和母亲之间的永恒张力，继而会心一笑。首先会觉得这种母女同行很珍贵，老老实实的记录更是宝贝得近乎奢侈——你还能想起最近一次和父母同游的天气、心情、经历吗？时光不停歇，文字是可靠的忠仆。

徐怀中《牵风记》：作为军人的女儿，我似乎对军旅题材有着天然的亲近。这部作品让人惊艳的不止是完成度与作者高龄的戏剧反差——作家徐怀中九十岁完成长篇新作，写得十分举重若轻；其中透出的创作自觉和自省，更是让人钦敬。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十九岁命陨，但这又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悲剧，血色硝烟中氤氲着唯美奇幻色彩，闪耀着人性的高华，女主角清新如朝露，泼辣中有天真，在《牵风记》中芳华绽放。徐老的这段话尤其令我感动：“不是说你经历过了哪个战役，就可以有恃无恐地进入创作了。军事文学有许多种写法，我下笔愈发慎重。我是老一茬作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把头脑中那些受到局限束缚的东西彻底释放，挣脱精神上看不见的锁链和概念的捆绑，抛开过往创作上的窠臼，我尽量把小说写得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自然、真实、返璞，抛弃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一些障碍，不管不顾了。”

黄德海《〈三体〉：大荒山寓言》（发表于《鲤·时间胶囊》）：黄德海的文字透着诚恳，他如此迫切却又小心翼翼地分享着，生怕“剧透”，但更怕读者不明白《三体》的好。他苦口婆心地劝告：如果开始读《三体》时有不适感，甚至有点眩晕，不要急着放弃，这非常可能是进入虚构新世界时没被辨认出来的惊喜感；如果对第二部发现的道德难题和冷酷图景心有余悸，不妨暂停一下，因为这一切将在第三部变本加厉；如果觉得前两部已足够震撼，不用担心，可以肯定三部曲是一个越来越出色的书写过程，迎面而来的时空尺度将更为恢宏……看质地卓越的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享受。黄德海在这篇书评里，出色回答了文学界长久讨论的一个话题——很多科幻小说重情节而文字“不行”吗？“三部曲中的‘黑暗森林’‘面壁者’‘二向箔’等将以文学形象的方式，成为当代汉语的常用词，参与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创造了鲜明形象的语言真的是粗糙浅陋、破败不堪的吗？换个方式，是不是可以说，书中的鸿蒙气息和浩渺之感，让《三体》的语言朴素到了庄重的地步？”刘慈欣真幸福啊！有这么专业的理想读者。

许旸，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