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阿来凭借作品《蘑菇圈》获得中篇小说奖。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阿来《蘑菇圈》获中篇小说奖

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茅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2018年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公告，阿来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8年9月20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在位于北京的现代文学馆举行颁奖礼。

由此，阿来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的作家。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北京摄影报道

金秋的北京，迎来了美丽的收获季节，文学界也在收获它丰硕的果实。9月20日晚，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颁奖典礼，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主持。

颁奖典礼现场颁发了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奖七个奖项，一共34位作家、翻译家获奖。其中，阿来的《蘑菇圈》，与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尹学芸的《李海叔叔》、小白的《封锁》、肖江虹的《傩面》，荣获中篇小说奖，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五位获得者颁奖。

铁凝致辞

“获奖作品和更多没有获奖的好作品一道构成了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的宽阔景观”

本届鲁奖获奖者，年龄层次丰富，既有76岁的文坛老将冯骥才（《俗世奇人》）、实力中坚派小说家阿来（《蘑菇圈》）、散文家鲍尔吉·原野（《流水似的走马》）、诗坛高手胡弦（诗集《沙漏》、张执浩（《高原上的野花》）、汤养宗（《无人间》）、陈先发（《九章》）、杜涯（《落日与朝霞》），还有不少是年轻实力派的作品。比如李修文散文集《山河袈裟》、弋舟的《出警》，以及李娟的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宁夏女作家马金莲的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等。其中马金莲也是该奖项迄今为止唯一一位80后获奖者。

在致辞中，铁凝感谢了评委们的工作和广大勤奋的写作者。“获奖的34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既有成就卓著的名家，也有70后、80后实力青年。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有的来自新疆阿勒泰的群山，有的来自西海固的高原……谢谢你们！四年的时间里，每个体裁和门类获奖的作品只有五个。我们都知道，好作品绝对不只五个，获奖作品和更多没有获奖的好作品一道构成了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的宽阔景观，体现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新时代的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所以，今天这个夜晚，这份激励和祝福，不仅属于34位获奖者，也属于所有正在跋涉的写作者。”

阿来心声

“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

在颁奖典礼开始之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文学馆大厅与阿来进行了一番简短的交流。他面带笑容，心情舒畅，“辛勤耕耘的人，得到好的收成，有预料之中的欣慰，也有得到肯定的高兴。”

评奖委员会在给阿来的授奖辞中高度评价阿来的获奖作品《蘑菇圈》，认为其“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在自己的获奖感言中，阿来梳理了自己创作以获奖作品《蘑菇圈》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三部曲”的创作初衷。“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阿来还指出，在写作中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

《蘑菇圈》简介

“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评价阿来获奖作品《蘑菇圈》

《蘑菇圈》里的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家乡人民的“生根之爱”。

对阿来来说，自然不只是山川草木鸟兽，更是需要用心和耳朵去倾听、去发现的“雄伟的存在”，是除了现实、历史和人伦关系之外，让人观照自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在阿来的笔下，自然不是单纯地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的，他用细致传神的语言，让他笔下的自然充满了灵性，成为和人血脉相连的、千百年来滋养着人类精神的存在。

阿来获奖感言

此前，差不多有十年没有写过中篇了。

十年前在日本访问时，泡那里的温泉，突然想起青藏高原上的温泉，写了一篇《遥远的温泉》。后来就再也没有写过了。

2014年，突然起意，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意在既写出人文的东西，也能自然地带出对于自然生态的关注。

第一篇，《三只虫草》。

第二篇，《蘑菇圈》。

第三篇，《河上柏影》。

今天，中国人对于边疆地带，对于异质文化地带的态度，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过去的中国人向往边疆是建功立业，“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而在今天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这样的地方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有些特别的物产。所以，我决定以这样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来观察这些需求对于当地社会，对当地人群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写作中，我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而津津有味地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

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就像我的主人公所护持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

以善的发心，以美的形式，追求浮华世相下人性的真相。

对话阿来

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当然是阅读他的作品。但是，在阅读作品之后，聆听作品成形背后的脉络路线，尤其是作品的源头活水——作者精神、心智世界，无疑对更深理解作品是有益的。

在颁奖典礼之前，封面新闻记者在省作协阿来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对谈和畅聊。这次谈话中，阿来对自己的读书之道、对文学的信仰、创作的心得、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进行了非常真诚、深入的分享。

捍卫者阿来“乡村之子”笔下的自然与人

冬日，阿来在考察途中小憩。

和嘉绒故乡的乡亲们在一起。 迟阿绢摄 受访者供图

“五月，或者六月，第一种蘑菇开始在草坡上出现。就是那种可以放牧牛羊的平缓草坡。那时禾草科和豆科的草们叶片正在柔嫩多汁的时节。一场夜雨下来，无论直立的茎或匍匐的茎都吱吱咕咕地生长。草地上星散着团团灌丛、高山柳、绣线菊、小蘖和鲜卑花。草蔓延到灌丛的阴凉下，疯长的势头就弱了，总要剩下些潮湿的泥地给盘曲的树根和苔藓。五月，或者六月，某一天，群山间突然就会响起了布谷鸟的鸣叫。那声音被温暖湿润的风播送着，明净，悠远，陡然将盘曲的山谷都变得幽深宽广了。布谷鸟的叫声中，白昼一天比一天漫长了……”

——摘自阿来《蘑菇圈》

读《蘑菇圈》，会明显感觉到一种清新的诗意。读过阿来《尘埃落定》的人不会感到陌生。

这种清新的诗意，来自阿来家乡高原的雪山，携带着他对大自然的熟悉和热爱。阿来是乡村之子，早早接触大自然。他说，这种对植物、自然的热爱，既来源于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同时也是长大后自己对植物学知识学习积累的结果。

获奖作品《蘑菇圈》是一部中篇小说。最早刊载于2015年第3期《收获》，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之出版成书。小说中对蘑菇成长状态细致的描写，主要还是基于阿来年幼时的生活经验。“对他们太熟悉了，我们会跑去山坡捡拾蘑菇，观察他们成长，也见证过它们在地上的腐烂。”阿来用少年时代才会有的天真、美好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界，“《蘑菇圈》中，有很多我小时候的感觉在。”

1/“自然三部曲”警醒世人对资源的过度消费

《蘑菇圈》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自然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三只虫草》和《河上柏影》，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松茸、虫草和岷江柏。

在《三只虫草》中，讲述了藏区小学生桑吉为减轻家庭经济压力逃课挖虫草的故事。面对着一个复杂的成人世界，桑吉纯净的心灵世界显示出了一种高贵。《蘑菇圈》里，一生守护山中生生不息的“蘑菇圈”的藏族女人斯炯，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河上柏影》中的主角则是视五棵柏树为精神依靠，心灵纯净善良的藏族母亲，以及沉默寡言、勤恳辛劳的木匠父亲。伴随着现实对传统村庄生活方式的影响，一幅岷江岸边三十余年的画卷徐徐铺展开，有水波荡漾的岷江，也有岸边的柏树，以及柏树下的人家。

“三部曲”以诗意、空灵、优美的文笔，讲述了小人物与物产互相依偎的生命故事，小说充盈着一种温暖而动人的格调，引发读者关注自然。阿来表示，自己想表达的是现代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以前松茸在农村只是自给自足的作物，但现在，有钱人的社会对这个东西趋之若鹜，甚至出口到了国外。这就不是因为温饱，而是出于商业目的。以前不值钱的松茸，现在卖到500元一公斤，商业的力量就把农村自然形成的方式瓦解了。”

2/“乡村之子”阿来格外关切农民和农村

阿来非常关注美国的自然主义文学，而对待国内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他也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呼吁每个人有所行动。“环境问题，自然生态，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但我们的现实文学作品反映得还不够。在这方面我做得比较早，希望能起到一个先锋作用。”《蘑菇圈》获得鲁奖的青睐，也让阿来增长了信心。

作为乡村之子，阿来对农民、农村格外关切。这种包含着悲悯、敬重的关切，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

2018年4月，阿来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作品，被出版社以《机村史诗》之名再版。虽然离初版时间已经过去12年，但今天读起来，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社会的关注点，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

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散文《大地的语言》中，阿来写道：“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

讲述

《蘑菇圈》并非旧乡村的挽歌

对消亡的文化，应有一定的尊重

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

“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阿来说，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阿来轻盈的文笔中，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阿来坦言，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功者，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而成功与否，在当下，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品行也不完全对等。比如一个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让他更不容易成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跟他自己的能力、品行、选择有关，还有很多无奈的、被动的客观因素。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

同时阿来也强调，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蘑菇圈》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

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对它有一定的尊重。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坐在了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阿来说，就在那时，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

 争议

回应四年前得零票后“三问鲁奖”

阿来：疑问拿到台面上说，这是光明的路子

阿来与文学奖的缘分不浅，但也不都是美好的。

2014年8月11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了实名投票细节。阿来的入围作品《瞻对》原先被外界视为获奖热门，最终竟得零票。之后，阿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发声表达质疑“三问鲁奖”。他解释说：“我发声抗议，是因为我对自己得零票感到不解，有疑惑，我要质疑。我质疑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名利。那我为什么要明确表达态度呢？我这么做不是得罪人嘛。但是我想为文学说话。”这件事引发广泛关注。

当年三问鲁奖是光明正大的

时隔四年，再谈此事，阿来心态平静，他说：“其实我想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我的票数最后会变成零票？我希望得到一个回答。而且，我提出的疑问是光明正大的，也清清楚楚地提出了我具体的疑问点，比如为什么非虚构作品不算是报告文学？那报告文学的概念是什么。这是我公开的态度，希望相关负责人能给我一个解释。”

“其实，这么公开发声，也是想证明一下，就这么光明正大地，提出自己的疑问，行不行得通。鲁迅先生所在的那个时代，跟胡适等人论战的时候，他们都是针对一个具体问题的，在报纸上进行笔战。就是指名道姓我就要跟你讨论这个事情。笔战是文人争论的传统。我觉得，有疑问就拿到台面上说，这是一个光明的路子。”阿来说。

“非虚构”是对报告文学的拯救

对于“非虚构文学”与“报告文学”这两种文体，阿来有非常明晰的看法，“非虚构文学就是对报告文学在当下日益走下坡路、日益庸俗的一个拯救。”报告文学的毛病到底在哪呢？“就是它基本上就变成了写好人好事。当然，‘好人好事’不是不能写，而是怎么写好的问题。”非虚构文学里面允不允许虚构的成分，现在又在讨论。阿来秉承“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当然你可以发表一些对这些事情的议论跟看法，但事实不能虚构。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你可以猜测，也可以分析，但你得对读者交代清楚，这是你个人的猜测和分析。比如我在《瞻对》里写乾隆拿到一个折子后的心理活动。我在写他心理细节的时候，我会告诉读者这是我个人的推测。否则那就是写虚构小说了。当然，散文对虚构没有硬性规定。非虚构还是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在那里。‘非虚构’这三个字就把一切都说明白了。”提到在非虚构领域的名家，阿来提到，四川有高手，“比如岱峻，他写李庄、华西坝，写得很好。”

豪爽的性格，让阿来在文学圈有不少好朋友。在同行里，他喜欢“那些确实对文学有坚持的人。”他提到，几年前当麦家还在成都工作生活，两人一周至少要见一次面。“两人约定在一个地方。然后各自从家中同时出发，走一个多小时，基本同时能到达相约地。”两人会聊文学，也会聊别的。然后一起吃饭、喝茶，各自走回家，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大概近三年时间。“身体也锻炼了，精神上也畅快。麦家对文学是非常痴迷，而且认真的。他对阅读、写作的执着心，也是我比较欣赏的。”

行走者阿来 用脚步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

2013年冬，甘孜，翻越卓达雪山去往瞻对。

在丽江考察路上

高原访花

2018年春季开学，丽江人惊喜地发现，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中，入选了一篇阿来的文章《一滴水经过丽江》。

在这篇文章中，阿来构思巧妙，将自身幻化成一粒雪。这粒雪在玉龙雪山上化作冰、冰融成水。水通过瀑布扑向丽江坝子、流经草甸、花海、松柏，流过黑龙潭，流进大研古城，流过四方街，见识了东巴文和兰花等丽江人文精粹，最后奔入金沙江。文章只有两千多字，却用诗意的艺术形式，将丽江的水系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

如今，文章已经被丽江当地有关部门，刻印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四方街非常显眼的地方。

文章有独特视角，跟阿来的阅读兴趣分不开关系，《云南史料丛刊》《丽江文史资料全集》《南坪县志》《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嘉定往事》《甲骨文字典》《旧期刊集成》……在阿来的办公室里，这一类的书很多。这让阿来每到一个地方，往往比当地人还更懂得当地。他去丽江，当地向导说要“带着阿来游丽江”。阿来就把自己想要了解的内容所列的清单拿出来，对方一看，很多自己都不知道，很服气，“是阿来带着我们游丽江。”

1/边走边读阅读是行走世界的向导

身为小说家，对文学的阅读自然不会缺少。聂鲁达、惠特曼、辛弃疾、苏东坡等，是阿来丰盈的营养来源，但并不仅限于此。

从《瞻对》到《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再到最新的获鲁奖作品《蘑菇圈》，阿来显示出对历史、地理、自然的深度挖掘兴趣和能力。对于阿来，阅读也不只停留在文字意义上，他会用脚步去丈量诗歌，用思想与空间对照。去智利，他让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作为自己的向导。去河西走廊，他翻开林则徐的西行伊犁日记。如果身处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他一定不会放过查阅曾经前往中国的国外探险家的资料，如曾经发现中国香格里拉的美国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及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想要了解某地，他还会查阅以往官员的工作日记，比如民国时期前往新疆做税务调查的财政部委员谢彬的西行日记。阿来发现，那些官员的工作笔记，文字有滋味，行间有历史。

植物学类书籍是阿来阅读的一大重头戏。他写过很多植物类的文章，能认出很多人都认不出的花，并能清晰说出其种属科名。在阿来的办公桌，堆了几十本有关植物学的书籍，比如《四川龙门山植物图鉴》《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图集》等等。

2/痴迷读书﹃我的知识结构，基本是看书自学的﹄

阿来坦言自己学历不高，也曾有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不太想听别人讲，我更希望自己读。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基本都是看书自学得来的。”

喜欢读书，就得挤时间。候机，航班上，汽车大巴上，他都会带书。“不同的交通工具，选书也不同，比如坐汽车看书，眼睛比较吃力。就带大字体的、图多的书看。”他看书专心，记忆力又好，“凡是看过一遍的，就记住哪些东西在哪。下次再找，很准确就找到了。尤其是关于植物方面的。”

在阿来的办公室，书柜、桌子、沙发、地上、茶几上，随处都是书。“我是同时看好几种书。不同的书，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在不同的状态下，读不同的书。家里也是如此。除了书房，卫生间有一摞书，床头柜上一堆书，阳台上一堆书，餐桌上一堆书。在不同的地方，看书会给我不同的灵感。当我累了的时候，我的方式是换一种书读。”写作的时候，阿来读书更多，“像此前写《瞻对》，光写笔记，我就写了几十万字。用的阅读资料，有80多本。”

作为知名作家，阿来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邀请，好在他本身也喜欢旅行。但去过很多地方的阿来坦言，自己并不是“集邮打卡型”，“我国近旁的好些国家，旅行社大卖，但我就是不去，没有别的原因，没读过那里的文学，去了，就是一个傻游客。”他想要的是，用文学与地理的对照，在精神的层面，去推开一个更深的世界。

足迹

追寻外国探险家的脚步

车里放着行李箱，经常独自奔向高原

1920年，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美国国家农业部探险家、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这位传奇人物探险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深入到了贡嘎神山。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

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阿来的知识兴趣。

2017年，为了写一部主角以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为原型的小说，阿来无数次驱车前往四川西南边缘的木里县，他要追随洛克的脚步，重走探险之路。在接到美国两所大学邀请去讲学时，阿来还去打听哪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洛克的资料。除了讲学，剩下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把当年洛克拍的照片、写的日记，包括他的传记所有文章都读了一遍。

阿来很感慨，外国探险家可以不辞劳苦，从中国带走几千种植物。“仅1928年4月到9月，不到半年时间，洛克就带走几千件植物标本，外加各种飞禽标本700余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历史情愫，他很想弄明白。除了洛克，阿来还沿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西方探险家的脚步，带着摄影器材和资料，驱车去了河西走廊、新疆等地。

阿来痴爱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型作家。除了大量阅读，他也非常热衷用双脚行走积累素材和经验。阿来时不时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少则十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拍植物。

个性

没有微信和微博

﹃但网络我是用得最好的﹄

阿来不用微信、微博，但他并非反对现代科技。事实上，他很善于利用网络查资料，他还自言：“我相信我运用网络是运用得最好的。我用搜索引擎非常多。在网上也读了不少书。网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移动图书馆。你看，如果我要找什么资料，我一输关键词，‘哗哗哗’就什么都出来了。”说着，阿来就拿起自己的手机给记者看他最近的百度搜索记录。有《救荒本草》《孝经》，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这些都是想到哪儿，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找到书，就在网络上搜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互联网这么伟大的发明，正是我们该重点利用的地方，我们却没用好，可惜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使用网络，太多心思放在了买便宜货上，甚至买假货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值得反思。”谈到图便宜，阿来又提起10年前在红星路二段不足十平米的小书店里的往事。这家小书店里有很多人文书籍，品位不俗。但是由于利润太低难以支撑经营，最后被一家绣花鞋店取代了。阿来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表达惋惜之情。

这件事让阿来一直耿耿于怀，他不只一次讲过：“按理说，这个地段有很多文化单位，养活一个小小的书店，应该是可以的，但就是开不下去。其实也不奇怪。有一次小书店里来了个熟人，一本书本来就30多块钱，他还一直喊老板打折。其实他抽盒烟，都不止这个钱。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对知识产品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