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加纳的职业生涯熠熠生辉。大约六十年前，他以一部《宝石少女》进入文坛，这是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儿童书籍之一。自那之后，他继续深耕幻想小说，创作了《独角兽之歌》和《猫头鹰恩仇录》，后者一举捧得卡内基儿童文学奖。他也写过一些面向成人读者的书籍，包括《石书四重奏》《Strandloper》以及《Thursbitch》，这几本书描写的都是英国柴郡的乡村生活，加纳家族已在那里生活了400多年。最近，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我们应该跑向哪里？》(Where Shall We Run To?)，艾伦在这本书中回忆了战争中的童年生活，感人至深。

　　《宝石少女》艾伦·加纳著 彭懿译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04

　　加纳生活在阿尔德利一家名为Blackden Trust的教育慈善机构里，这家机构一共有两栋房子。其一名为“蟾宫(Toad Hal)”，是一栋由木材建造而成的中世纪房屋，没有经过什么现代化装修，另外一栋在16世纪曾是一家药店。1970年，加纳和妻子格丽泽尔达使其免遭拆迁，他们将之搬到了17英里外，在“蟾宫”的旁边重建了这栋房子。加纳是一位狂热的建筑学家——他曾在书中提到各种各样的石头和手工艺品，他的家中则放满了斧头、箭头、古硬币以及闪闪发光的钻石。

　　《卫报》：“宝石少女系列”是一个三部曲，《骨地》(Boneland)是该系列的最后一本。当你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你曾说过这将会是你的最后一本书。那么你是怎么又开始创作《我们应该跑向哪里？》这本书的呢？

　　艾伦·加纳：我没办法停止写作。我的身体并不享受写作，我的大脑却停不下来。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伴随我一生的一种感觉——我害怕自己还没写完某本书就突然去世了。在77岁的时候，我写完了《骨地》，当时我没有任何新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吧。后来，一个新的创意有逐渐成形了。鉴于我需要花五到九年的时间来写一本小说，而我如今已经80多岁了，所以这个笑话显得越发残酷了。

　　《卫报》：写回忆录会比写小说更容易吗？

　　艾伦·加纳：我的其他作品都没有写过这么多的草稿。我必须要做到的，是将自己作为一个观察者，让那个年龄的我去发出自己的声音。比较困难的一点在于，我不想用戏剧性的讽刺，使得这种声音变得过分矫饰。我喜欢技术性的挑战，我想让这种声音能够自由自在地发出来，然后再去聆听这种声音。我不想尝试在声音之上强加任何东西。这并不幼稚，而是简单率性，以表达当时那个年龄的孩子的复杂想法。

　　《卫报》：你有阅读关于那个时期的资料吗？你是否拥有可以参考的日记或其他书面记录？

　　艾伦·加纳：我没有进行研究。我其实特别热爱调查，但这会让写作进度变慢。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介入其中。这个故事毫不神秘，因此，只有当笔下的文字呼之欲出，我才会让自己切回到编辑的角色当中。

　　《卫报》：这本书似乎提到，你所接受的教育让你和自己的童年伙伴渐行渐远。在你通过11+考试(英国的小升初考试)的时候，一位朋友的母亲并没有去祝贺你，而是说：“好吧，艾伦……你不会再想和我们说话了。”

　　艾伦·加纳：当我写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几乎被吓到了，因为我没有料到自己会将这写出来。我接受教育的代价便是被拒绝。我的家人无法应对我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我的童年朋友也不能——我被所有团体驱逐了。

　　《我们应该跑向哪里？》

　　《卫报》：你认为语法学校很好吗？

　　艾伦·加纳：我是一名古代历史学家，因此我所说的内容不带任何政治倾向。但我确实认为，对语法学校体系的批评是我出于本能所反对的。

　　《卫报》：这部书中真实地描绘了你的母亲。她曾照料在襁褓时便重病的你，并对你有着很高的期望。

　　艾伦·加纳：我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我母亲最好的时候。她非常擅长复制，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她便是人们所说的自恋型父母——她想将我培养成为她自己无法成为的样子。R·S·托马斯曾在一首题为《Ap Huw's Testament》的诗里说过：“我的母亲给了我乳汁/ 慷慨地，但后来越来越少/ 她嫉妒着我那超然的笑声。”当我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的时候，我母亲对此非常震惊。曾经深爱着我的母亲变成了破坏一切事物的女妖(harpy，鹰身女妖)。这个破坏一切事物的女妖一直存在于她的身体当中，直至去世。

　　《卫报》：书中描写了在阿尔德利角的时候，你的父亲曾出现在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之中。尽管如此，父亲的形象似乎仍十分遥远。

　　艾伦·加纳：他曾因战争短暂地离开了一年。但是，我所生长的那个乡村文化是父权制的，两性之间没有公共的社会生活。我父亲每天的日程便是中午回到家里吃午饭，饭菜摆在桌子上，他吃完便起身离开。在我的记忆中，我父母的关系是这样的：一天结束之后，我的父亲下班回来，喝着茶，脱掉工装，换上更为轻便的衣服去酒吧，然后回家，睡觉。而我的母亲整天都坐在火炉旁边，做着填字游戏。这种模式在我的很多伙伴当中都很普遍。

　　《卫报》：你最欣赏如今的哪位小说家或者是非虚构文学作家？

　　艾伦·加纳：我不看小说。至于非虚构文学，我更喜欢专业著作。理查德·布瑞德利(Richard Bradley)是一位史前学家，他有着深厚的考古学知识，在此基础之上，他曾写过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作品。

　　艾伦·加纳

　　《卫报》：你会看什么来书进行娱乐？

　　艾伦·加纳：传记、历史等等。我就像是一只喜鹊一样，会读一切能吸引我眼球的东西。

　　《卫报》：你的床头桌上放了什么书？

　　艾伦·加纳：我上床的时候，通常已经很累了。可能放了哲学书，但是这听上去太虚伪了，不是吗？我的面前总有这么一条路——古典文学和人文科学著作——所以，我仍然会看许多哲学书。

　　《卫报》：你会怎么收拾自己的书籍？

　　艾伦·加纳：这个房间的角落是溢出来的部分，这些书在这里就开始散乱一地。如果没有溢出来的话，我会像图书馆那样整理书籍。我用的不是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而是按照主题来分类的。我现在有1.1万本书，其中只有不到100本是小说。

　　《卫报》：你曾收到过的最好的书籍礼物是什么？

　　艾伦·加纳：当我还是一个孩子，大约只有7岁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份礼物，是约翰·梅斯菲尔德的《趣盒》(The Box of Delights)。

　　《卫报》：你会给一个孩子送本什么书？

　　艾伦·加纳：霍斯金斯(WG Hoskins)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

　　(翻译：尉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