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第五届城市戏剧节发布会现场。

那个“昔日里，风华绝代的上海淑媛王琦瑶小姐”即将在深圳登台。作为第五届城市戏剧节的主打剧目，香港焦媛实验剧团携手王安忆制作的粤语版话剧《长恨歌》，将于5月16、17日在南山文体中心上演。

此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话剧版《长恨歌》堪称海派话剧的代表作，15年常演不衰，粤语版如何才能突围？日前，原著作者王安忆与主演焦媛、导演高志森亮相深圳分享创作经历。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王安忆不仅对小说的残酷结局做了解读，还坦言希望新版能有别于上海版的写实风格，更加“写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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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媛和“王琦瑶”都有巨大能量

记者：《长恨歌》曾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话剧版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保留剧目，上演15年了，一直是海派话剧经典，这次为什么和焦媛实验剧团合作粤语版？

王安忆：在上海这个版本已经演得太久了，演员都有些疲惫了。2015年焦媛去上海看了演出后跟我说想再合作，而且我之前想有个沪语版《长恨歌》一直没实现，如今粤语版我也很期待，见过那么多“王琦瑶”，很想见到一个说广东话的。

记者：焦媛来演王琦瑶，你觉得她们身上有哪些共通处？

王安忆：我对焦媛很有信任感，她之前在我改编的话剧《金锁记》中演七巧，我非常满意，她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人，正好王琦瑶一生的悲剧都需要能量来呈现。

记者：在舞台剧、电影、电视等各种版本的《长恨歌》中，郑秀文、黄奕、张可颐、朱杰等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王琦瑶，哪个最接近你心中的想象？

王安忆：文字表述是很间接的，所以当一个真实的书中角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当然一个作者对自己创造出的角色的偏爱是不理智的。每一个王琦瑶都跟我的想象有距离，但你又不得不接受她，尤其像电影这种工业化的产物我无法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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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粤语版能更加“写意”

记者：自2003年《长恨歌》有了话剧版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后来又在2015、2016年两次复排《长恨歌》。这三个版本都是三幕，分别讲述主人公在上世纪40年代、60年代与80年代的人生。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觉得《长恨歌》吸引观众的原因是什么？

王安忆：剧本写出确实已经很多年了，后来的改动主要都集中在第三幕。它讲的是女性和时间以及命运的关系，涉及的女性成长、婚外恋、私生子，都是畅销书的要素。我非常寄希望于这一版，希望能够跳脱“通俗剧”的形式，能更加写意一点。

记者：这次的粤语版《长恨歌》，你会参与剧本创作吗？

王安忆：其实我自己的小说我不太敢动，除非导演要求了，我会提供意见。这次的导演高志森原来是电影导演，所以他更重视舞台呈现上的电影感，他说会努力呈现书中表达的意境，也表示这会是最接近于原著精髓的作品。

在这版《长恨歌》排戏过程中，我刚好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了创意写作的课程，导演已经约了我有空就过去排练场，算是全程跟踪了。

记者：你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王啸平是上海人艺的著名导演，话剧《白毛女》《杜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都出自他手。《长恨歌》很早就被搬上戏剧舞台，15年里多次复排，你对戏剧是有偏爱吗？

王安忆：我确实一直很喜欢戏剧，我认为文学的最高峰就是戏剧。影视的工业化程度很高，能介入的越来越少，戏剧是非常经典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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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写，我会更慈悲”

记者：上海版《长恨歌》在2015年复排时你曾说：“《长恨歌》是我二十年前写的，当时的情景已成惘然，后来的生活覆盖了它。现在话剧演出又将它推到近处，真是一个奇妙的邂逅。这些人和事，又熟悉又陌生，是新朋友又是旧相识，是今事又是过往，仿佛从头写又仿佛再次读。”一次又一次的邂逅，你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

王安忆：前两个话剧版本，我每一次看心情都很复杂，都会手心出汗，有时听到演员念出我书中的对白，我会心想：“怎么会这样？”总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

关于《长恨歌》的改编，所有的电影、电视剧，话剧碰到的一个坎都是最后王琦瑶与26岁的“老克勒”之间的畸恋，很多人多问我这个如何在剧作中表达。让我惊喜的是有一个剧种将这个形式突破了，那就是舞剧。当时北京舞蹈学院的拉丁舞剧《长恨歌》，把这段感情表达得很有意思。

记者：如果现在再去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你觉得会有不同的变化吗？

王安忆：当然。2015年我去看《长恨歌》舞台剧，觉得结局好残酷。年轻时我有力量承受这种痛苦，如果换现在写，我会写得更慈悲一点。不过写作就是这样，现在慈悲了，可能也不会去写这个题材了。

其实这部小说的结局是违反大家的大团圆期待的，几乎每次改编，导演都会问我能不能改写结尾？我看结局恐怕就是这样了。（杨媚/文 胡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