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杨庆祥

　　对话者：飞氘、夏笳、王德领、徐刚等

　　在我们身处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世界，仍然有很多边疆和现代视域之外的领域。科幻就是去探索这些边疆。在这个意义上，科幻不见得是探索未来的，它同时也可能面对过去，面对我们认为是前现代的知识、情感、价值。

　　是不是中国科幻文学里也能够产生更加强大的中国元素的形象？它们根植于中国的土壤里，建立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科幻文学不能仅仅围绕科幻而科幻,它不是纯粹技术性的，而应有一种人文关怀。

　　科幻文学比纯文学更纯文学，因为它重新恢复了人类最初面对世界时的惊奇和天真，这是所有科幻文学最好的素质，也是文学最初的出发点和起源。这在很多当代文学的写作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当代文学变得特别地世故、庸俗。

　　科幻文学喻示着，在小时代背后，仍然有一个大的时代的格局或想象

　　杨庆祥：举办这样一个科幻文学专题研讨，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最近几年科幻文学不仅得到了国内的关注，也在国际上为整个中国的当代文学，赢得了特别重要的声誉，刘慈欣和郝景芳先后获雨果奖。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写作中，科幻文学提供了特别重要的创作队伍和特别重要的作品。而且，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改写当代文学的面貌。去年我在北大跟刘慈欣做对谈，我说，所谓严肃小说作家都应该去读一下他的《三体》，这样能够看到当下文学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新的面向和可能性。

　　夏笳：我把科幻文学看作一种“边疆文学”。在我们身处的这样一个充分现代化的世界，仍然有很多边疆和现代视域之外的领域。我们所熟悉的科学的、理性的、全球化的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很多边疆地带。科幻就是去探索这些边疆。在这个意义上，科幻不见得是探索未来的，它同时也可能面对过去，面对我们认为是前现代的知识、情感、价值。所以在我的创作里，我比较关注跨语际交流，关注不同世界之间的边疆的状态。

　　之前刘宇昆给我做了一个英文访谈，我们共同拟定的访谈标题就是《探索边疆》，这比较能代表我创作上的一种倾向。我给刘宇昆一部中文小说集写的后记题名叫《跨越边疆》，“边疆”是我们在跨文化、跨语言的创作和交流方面的一个共识，这个词开始是在科幻文学的研究中出现，其实来源于布洛赫的概念，他提出的是“前线”，也就是“front”的概念。开始研究者们认为科幻文学讨论的是前线问题，但科幻反映的其实是在新旧交替的时间点上，人们对当下的一种把握和感知。研究者认为，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科幻的问题得到呈现。我看到这样一种提法时，一方面表示认同，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他们对前线的理解是在西方线性的历史的观念下，他们看到的是前后的关系，其实我想把它延伸到空间的关系。比如说，当我们与西方相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西方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是前现代，但从空间的角度去看，其实这是两个不同文明形态的相遇。所以我就不想把这种相遇的边界处理成“前线”的感觉，而是“边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边疆”来形容科幻的整体感觉，我偏爱的是探索边疆式的科幻写作。另外我要带出来的一个词是“视差”，这个词更多的是强调差异性，而不是进化的关系。在这样的过程中，还会带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整体性。也就是说，我们在边疆的另一边，以带“视差”的方式观照当下的现实，把当下当作一种寓言化的存在来把握，自然会带来一种整体化的眼光。这就是说，科幻里面有更宏大的叙事、更广的视野、更高的追求，这是和科幻文学本身的认知模式联系在一起的。

　　飞氘：科幻文学在今天是一种比较有意义的写作方式，因为有一种说法，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小”的时代里，这渐渐变成一个概念。我对“小时代”的理解是，我们不再像过去我们的父辈那样去讨论一些比较大的、沉重的话题，比如阶级斗争，全人类的解放。我们现在想的是个人的幸福，如何去实现自己的成就，如何通过自己的奋斗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觉得好的方面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一些日常生活中幸福的东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小时代背后，仍然有一个大的时代的格局或想象。虽然我们每个人身边可能有一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实现了自己的成就和价值；但是也有大量的失败案例，这些个人的奋斗最后归之于失败，其中有很多人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而是他所成长的环境限制了他的成功，不允许他有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时代背后仍然有残酷性这个层面。后现代社会很多宏大的叙事已经消解了，但是在这背后还是有很多宏大的事情在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所以我觉得在今天，人类怎样去寻找未来，怎样去认识这个时代激烈的变化，这是文学工作者、写作者和批评者都要面对的一些问题。

　　那么具体说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也想要和所有一起思考的人去探索这些人类未来的命题。我们处在一个飞速变化的科技影响着每个人的时代，比如几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手机除了通信之外还会有像随身电脑的诸多功能，这极大地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模式，技术在默默地改变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看到有人说可能若干年后等到欧洲的空间站退役，中国就会成为那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空间站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日常生活层面，技术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那么这些变化肯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发生着诸多联系，所以，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也带来了很多危机的时代，这是值得所有人，不光是科幻作家，值得所有作家都去思考的问题。比如人工智能问题——当我们的身体被越来越智能的工具和机器所代替之后，我们还是不是人类？

　　现在在国际上有一些前沿性、热点性的讨论，比如说“后人类”的话题，不止是科幻作家在小说里去讨论一些科技的想象，它正在变成一种现实侵入到我们生活之中。在一个“半人半机器”或者说人和互联网接轨的时代，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所追求的人文价值、人文主义精神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我觉得都是一些很有意思，也是值得讨论的命题。

　　我很喜欢博尔赫斯几十年前说的一段话，那段话对刚刚考上文学院研究生的我很有启发性，大概的意思是批评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和分割。他说，在今天如果谁对科学不感兴趣，那么他会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科学是我们今天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精神运动之一，任何试图不去对这场运动有所了解的人，都是将自己和人类历史事物中最重要的一种发展隔绝开来的。他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我们今天的文学院是建立在由文学和历史的教育能够引领学生精神生活的理论之上的。他当时可能是在批评他那个时代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教育，我觉得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些启发性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人类理智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科学发展的历史、技术发展的历史和这些成就排除到我们的人文教育之外，造成一种学科的分割的话，这其实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人类精神运动的历史和未来。所以，我觉得展开一场关于科幻文学的讨论，以其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中国或是世界范围内的人文、历史和科学，这非常有意思。

　　杨庆祥：两位作家的发言，视野和格局都非常宏大，而这恰恰是近二十年来我们人文学科一直强烈地想要摒弃掉的东西。当我们试图把这样一种宏大叙事、人类视野或者时代格局，摒弃在我们的思考之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文学科变得非常单一，越来越贫瘠，越来越没有吸引力。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这样一个后科学时代或者后人文时代，怎样来重构个体和时代、个体和科学、个体和整个宇宙的关系，我觉得特别重要。

　　往极端里说，科幻文学比纯文学更纯文学，它恢复了人类世界最初的好奇

　　杨庆祥：科幻小说本来是一个很现代化的概念。中国科幻文学有三次高潮，一次是晚清，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就是当下。这三次高潮都对应了中国对自我的重新理解与认识，包括中国和世界的重新定位，其中有政治经济学的东西。科幻作家首先要明白自己的写作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上，才能知道自己的写作应当形塑到怎样的高度。我就特别期望中国的作家，比如夏笳和飞氘，都能有系列作品。系列作品要求作家的写作要有一个谱系，一个远景的规划，要有自己的哲学与世界观，最重要的是要提供人物。科学家可以不让我们懂，但如果科幻作家让我们不懂，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科幻作家。因为科幻作家是把科幻和讲故事结合起来，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幻和文学的本质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塑造人物。怎样让人记住小说中的名字是特别重要的，设定一个具有中国性的、征候性的名字，作为一个系列写下去，也许最重要的科幻人物就在这个系列作品中出现了。刘慈欣的三部曲就有这样的建构意识在里面，始终有一个人物，有一个对文明的重新理解与界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徐刚：要有系列人物。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这种古典主义式的写作方式很难。现在的科幻最重要的是观念，人物反而不是很重要，当然它也揭示人物内心，也就是人性本身，包括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历史的关系，反而这个人本身不是太重要，而是观念比较重要。

　　前面谈到科幻和纯文学的关系，有一种把科幻和纯文学割裂开来的趋势和倾向。我觉得科幻固然是好，它能够提供更宏大、更终极的命题，然后非常从容地讨论一些大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般，回过头来觉得纯文学格局太小，我反倒觉得两者并不是矛盾的。纯文学自有其优点，它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时候，在形式、技巧上有一整套非常成熟的方法，而科幻有一些比较宏大的观念，这样结合起来的话会更好。

　　我把中国科幻文学的历史梳理了一下，我发现，最初的科幻就是做了一个科普工作，包括建国初到新世纪初，很多人都是科技领域的，写科幻小说，通过科幻小说来普及科学知识，故事相对简单。在评奖的时候将科幻小说纳入儿童文学，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背后当然也有“四个现代化”之类的想象在里面。包括至今，最活跃的科幻写作者被归入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里面，从属于科协下的一个协会，也是被想象为科普工作。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的科幻文学、科幻电影引进之后，我们的作家通过学习，在创作中引入了比较复杂的对人性的观照，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硬科幻和软科幻。以前是做科普工作，现在向纯文学靠拢，借助科幻来思考更宏大的问题。我觉得飞氘和夏笳是比较特殊的作家，他们是学院中的作家，他们接受了非常系统的学院教育，他们的人文主义教育是非常完备的，所以他们会非常自然地将科幻中传统的东西和最新的，硬科幻中非常软性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吸收得非常好，所以他们就能非常从容地思考比较大的问题。

　　杨庆祥：科幻文学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当代文学”、“纯文学”的认知，两者之间不存在对立的问题，甚至极端地说，科幻文学比纯文学更纯文学，因为科幻文学恢复了人类世界最初的好奇，这是所有科幻文学最好的素质，或者最让我惊讶的地方，它重新恢复了人类对最初面对世界时的惊奇和天真，而这是文学最初的出发点和起源，这在很多当代文学的写作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当代文学变得特别地世故、庸俗。我们去看一些选刊上的作品，都是那种事情，比如男的去嫖娼、搞婚外情等等，难道人类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吗？并不是啊，人类在面对世界的时候，有好奇、天真的赤子之心。科幻文学就很纯粹，在刘慈欣的《三体》里面也很难看到三角恋等各种关系，因为他对世界的好奇占领了他全部的身心，我觉得这是科幻文学最纯文学的地方，也是原始的出发的地方。

　　第二个，我认为人文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人文主义可能只能提供慰藉，甚至是欺和瞒。但是科学是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怎样做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文主义者，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如歌德、席勒，文艺复兴的那些巨人们，他们首先是个科学主义者，其次才是个人文主义者。他们都是会去做科学实验的人，而我们只是读了几本书，就觉得自己是人文主义者，我觉得这个概念本身已经混淆了，或者说已经庸俗化了，这个对立也庸俗化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怎么重新整合，这是未来我们要面对的重要的问题。

　　在科幻文学中讨论男女情爱，可以提供不一样的角度，打开新的空间

　　飞氘：科幻文学的讨论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它和国家的主旋律也是有关系的。虽然我们不一定用“崛起”这个词，显得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它一定和这个国家命运的动荡有关系。比如，为什么我们在一些文化上处于弱势的国家里看不到引人注目的科幻作品，它们很难进入我们的视野，而美国就有很多科幻文学作品，日本也曾有像阿童木这样的科幻人物？处在一个动荡的为自我求生的时代，这样关于未来科技的、关于人类的宏大思考才会出现在文学里，所以我觉得在今天，中国科幻终于有了一些值得大家关心的、至少是一些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比如说获得世界大奖，提高世界声誉也好，大众的关注度也好，这让我们有机会来一起交流以前大家关注比较少的问题。

　　当然，我觉得也不需要把科幻作品说得特别重要，好像科幻性代表了文学新的方向，大家都提到了一个词，叫做补充，对于我们已经很熟悉的文学领域的一个补充，我觉得这个定位是非常准确和客观的。很多朋友初次读到科幻作品感觉有新鲜感，看见在男欢女爱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可写，这是与大家交流时会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那么时间久了，兴奋感过去之后，同样会面对一个审美疲劳的问题。我们也发现科幻文学的很多问题，科幻文学要向经典文学、向写实文学学习很多，比如细节的支撑，有时候想法很好，却没有从文学角度像讲故事那样叙述出来，很多人都说很多科幻作品很伟大，其实重要的命题常常出现在日常描写里面。

　　提到男欢女爱的问题，其实科幻也会讨论这样的问题。有一部电影叫《Her》，是最近两年比较棒的一部科幻片，里面就讨论了人伦的新的可能性。这部电影讲一个人工智能与男主人公发生了感情上的互动，然后男主人公爱上了人工智能，一路看下来都像很熟悉的科幻的套路。但最后的结尾非常有意思，男主人公最后发现，终端的这个情人，不只在和他谈情说爱。原来这个终端计算能力很强，“她”跟每一个用户都有一个针对性的情人身份，但同时又能和所有用户进行这样的活动。男主人公就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因为按照人类的人伦标准，我们提倡一夫一妻制这种一对一的关系，提倡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贞，但是当人类和人工智能进行情爱互动的时候，就会突然出现一个问题，人工智能有能力解决一个一对多的关系，但是人类是不可能接受的。我觉得科幻小说在讨论情爱，和一些我们都能理解的题目的时候，它可以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角度。

　　夏笳：对于科幻文学中的爱情，这个问题我和飞氘的看法类似，起码在我自己的创作中，我觉得科幻文学中的爱情是对绝对的他者性的一种遭遇。在科幻文学中，去表现普通的人类的男欢女爱是不够刺激的，男男女女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大于他们的差异性。在科幻文学中，可以打开一个新的空间，你可以和另类的人、另类的人性、另类的存在、另类的语言、另类的文化，甚至是另类的性爱去相遇。现在这种描写在我的小说中不多，我也是感受到它的难度。我是不满足于在科幻文学中把爱情描写成《来自星星的你》里面那种样子，这部剧描写的还是灰姑娘的故事，我看这个故事是非常失望的。一个外星人在地球上生活这么多年，他应该是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和丰富性的，但最后他的价值观却非常狭隘，是非常非常韩国好男人的那种。

　　杨庆祥：我们在所谓的“文学”圈子里面浸淫太久了，但科幻在寻找一个异质性的东西，我自己也在寻找这样一个异质性的东西来做一个突破。大家的讨论，无论是对科幻的认知，还是对自我的反思，都超出了我的想象。还有夏笳讲到的认知模式、文学的解放，对我们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刺激源。而且我们会发现，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写作，科幻写作是高度国际化的。像飞氘和夏笳，同时是翻译家，也是活动组织者，这种身份的多样性，本身也提供了很丰富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