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作家哈金长篇小说《等待》13年后再出中文版

　　-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那些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这种无力的写作至今风行，被推崇为写作的灵气。

　　作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的。

　　——余华

　　哈金1986年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学位。迫于生活压力，他开始从事英文写作。

　　13年后，《等待》中文版再次出版

　　美国华人作家哈金，用英语写作二十余年，作品几乎每发必中，收获多个美国重量级文学奖项。1999年，他的长篇小说《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华人作家。而在中国他却鲜为人知，在已经出版的六部长篇小说中，惟有寥寥两部《等待》、《南京安魂曲》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

　　2002年，《等待》中文版曾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等待》再未出现。在让读者“等待”了13年后，《等待》中文版日前由磨铁·铁葫芦再次出版。

　　小说描写了一段长达18年的三角恋情。“文化大革命”时期，军医孔林苦苦等待18年，终于能与结发妻子淑玉离婚，但在与苦恋多年的情人吴曼娜结合的时候，他却又失去了爱的激情，第二次婚姻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幸福，似乎更像枷锁，孔林再次进入了新一轮的等待。

　　哈金告诉早报记者，他不喜欢在作品中刻意加入政治意象，在生活中也尽量对政治敬而远之，可“中国人的宿命都归于政治”，就像那个年代中，《等待》的故事最终还是翻转成了一部无比滑稽讽刺的小说。在哈金看来，中国人一辈子都在等待更好的未来，却在这个过程中浪费大部分的生命。《等待》就是最现实的写照。

　　美国笔会在授予《等待》2000年福克纳小说奖时，对哈金的赞誉是：“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这样的高度肯定在同为作家的余华看来，并不为过。

　　余华为《等待》的再版作序，题为《一个作家的力量》。他曾在2003年读到中文版《等待》，并与哈金在美国见面。读完《等待》后余华很是感慨，从未想到，远离中国30多年的哈金，写出了让他觉得如此贴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远比诸多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作家写出的作品更“中国”。“我读到了太多隔靴搔痒的中国故事，可是远离中国的哈金让我读到了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

　　在余华看来，一个作家不管在何处生活，写作都要从根部开始。在这点上，哈金的小说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部，尽管迫于身在美国的原因，这种对中国现实地道有力的折射使用了并非母语的英文。

　　哈金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辽宁，原名金雪飞。曾参军服役5年。在获得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后，1986年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学位。迫于生活压力，哈金开始从事英文写作。在这之后，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开始了。余华在文中感叹哈金去美国时已经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带着深深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异国他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故乡的悲喜交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在35岁以后才靠英语写作来安身立命的哈金所写的每一本书和诗集竟然不仅获得了出版，而且绝大多数都获得了美国文学界认可。

　　实际上，作为波士顿的英语文学写作教授，哈金在英语写作过程中依然每部作品都要修改二十多遍。并不是为了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对英语用词分寸的把握。哈金的太太是为英语还不如他的中国人，而哈金自己是个英语文学写作教授，他无法向学生和同事请教。“哈金在用英语写作时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只能自己苦苦摸索。”哈金谈及此时说这条路太艰难，其中的阻力和挫折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如果能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也许成就会更高。

　　如今哈金在美国生活已有近30年，虽然常年用英文写作，但几乎他的所有作品“根”都在中国，笔下也都是中国故事。

　　东方早报：《等待》是你第一部翻译到中国大陆的作品，《洛杉矶时报》书评甚至将你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相提并论。在你个人看来是什么打动了评委，让《等待》问鼎美国文学界最高荣誉？

　　哈金：我想主要是写得认真细致，当然也有运气的成分。

　　东方早报：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都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碰撞和挣扎。孔林父母为他定下的第一任妻子刘淑玉无疑是传统的，等待了18年才结合的第二任妻子吴曼娜是“新式现代”的，可以将《等待》理解为象征那个年代中国命运的缩影吗？

　　哈金：可以那样读，但我写的时候只是隐约地感觉到那个层次，并没有刻意突出那个象征的意义。

　　东方早报：孔林在与第二任妻子完婚后身心俱疲，在小说结尾他似乎又开始渴望回归第一任妻子。这样的犹豫在你看来是出于什么？是不是你认为即使在当下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中，人们依然活在各种各样的“等待”里？

　　哈金：当然我还是这样觉得，因为除了社会方面的压力，还有人的心理方面的惯性，这方面是不受到时间制约的。

　　东方早报：《等待》有故事原型吗？是什么机缘让你提笔创作这本小说？

　　哈金：1982年我去探望岳父岳母时听到这个故事。我太太跟故事原型人物很熟，有一天傍晚散步时，她指给我看那位作为原型的军医——他与前任离了婚却跟新妻子也合不来。

　　东方早报：《等待》中，通过孔林和两任妻子的感情经历传递出那个时代的压抑，你认为这种压抑现在还在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存在着吗？

　　哈金：是的，生活中有些压抑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一些是根本没有意义的，是不应该存在的。

　　东方早报：《等待》、《战争垃圾》等你的作品的确满足了广大美国读者的一种异邦想象。“打政治牌”也是许多攻击你作品的人经常用的说辞，但你似乎对政治的态度反而是淡漠的，写作中你是如何把握朴实写作与政治猎奇之间的界线？

　　哈金：政治只是我的人物生活的有机部分，没法跟他们的存在分开。实际上，中国人的宿命都归于政治，现在也是这样。我们能想象一部伟大的中国文学作品完全不涉及政治吗？现在我描写的那些政治环境好多都不在了，但读者照样读这些故事，因为他们对故事里的人生戏剧感兴趣。

　　东方早报：你的另一本小说《自由生活》脱离了中国背景，讲述了在美中国移民的故事。一些此前对你作品赞赏有加的美国评论家却并不认同这部作品。外国读者对于中国作家的写作会有某种审美预期，他们是否依然更期待看到你笔下与中国相关的故事？这会对你的写作产生桎梏吗，有影响吗？

　　哈金：我仍然认为《自由生活》是我最好的小说，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多硕士和博士论文写过这本书。也有一位知名的美国导演要把它拍成电影，但在最后时刻我没签合同。因为我没有时间介入，必须集中精力把《南京安魂曲》写完。我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就改变自己的方向。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改变读者的审美趣味。

　　东方早报：《自由生活》中的主角Wu Nan最后从美国回到了日夜牵挂的家乡，但他对这个国家又产生了新的困惑和迷惘。书中提到一句话“得到天空的自由，却失去大地的引力”，对你而言追求自由，是否也付出了某些高昂的代价？相对于中国，美国如今更像是你的“家乡”了？

　　哈金：那话是我的一个人物引用别人的话，跟我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我没有家乡，从小就跟着父母四处漂泊。我想思乡其实只是我们对自己年华和生命流逝的一种惋惜。这就是为什么歌德说思乡是最无聊、最病态的感情。

　　东方早报：你一直在用英语写作，用第二语言写作与母语写作有着怎样的区别，会对你形成某种拉扯感吗？你曾感慨英语写作是“个人悲剧”。

　　哈金：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虽然它是我谋生的手段。我始终认为如果用汉语写作，我的成就会大些。我从来不鼓励别人用第二语言写作，其中的阻力和挫折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博尔赫斯的祖母是英国人，他本人又是在欧洲长大的，他常跟别人说自己渴望能用英语写作但不敢。想想看吧，这是一条多么艰难的路。

　　东方早报：你所有的小说用词都是简洁干练的，少见形容词。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即使在赞扬《等待》的时候，都会用到“simple”这样的字眼。这是因为受限于英语写作，还是你个人风格就是简洁直接的？

　　哈金：我是写诗出身的，行文必须简洁。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在两个同义词之间一定选择用小的词。当然，《等待》之后的每本书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

　　东方早报：看到你已经开始用中文写诗了，以后你会尝试用中文写一本作品吗？现在用自己母语写作感觉如何？

　　哈金：台湾的联经出版社今年2月出了一本我用汉语写的诗集《另一个空间》。我正在写下一本汉语诗集。将来许多诗我会用英语重写。我在做介于两个语言之间的工作。

　　东方早报：13年前你就成为了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项目”教授，非常了不起。有什么建议能给到想成为作家、正在写作领域努力的后辈们吗？

　　哈金：第一不要急于成功；第二要相信一本书如果写得好，总是会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