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世上好人还是多（1）！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七篇：世上好人就是多！回忆起我这个“另类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七十多年的经历，遇到过好多次看似无法逾越的“关卡”，但是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刻，还都能够遇到一个同情和理解我，而且还有“能力”帮助我度过“关卡”的好心人，使我的人生道路得以虽然“有惊”，但又“无险”地走到了如今。
也就是在我当打字员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一位大好人，他就是我们办事处的代主任任继忠。听人说，任主任是北京的一位大学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来办事处时就已经是行政12级（副师级）的高级干部了。可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单位里的人没有哪个不喜欢他的。一次，我打一份给省供销社的工作报告，打着打着，我总觉得那稿件上有些语句挺别扭的，就去找拟稿的秘书，可是那位秘书同志又外出办事去了，听人说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但那又是一份急件，必须立即打印好。我就大着胆子，按着自己的理解，将那些病句改了过来。正在这时候，任主任来到了打字室，问：“小王，报告打好了吗？”我连忙站起身来答道：“快打好了。只是我觉得这几句话有一点小毛病，是不是应该改一下？”任主任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说：“将稿子拿过来给我看看。”我双手将稿子递给主任，然后将那几处错误一一指给他看。主任点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不错，真的不错！没有想到只读了一年初中的小青年，竟敢给‘大秀才’改文章了。”接着他又抬头看着我，说：“你改得很好嘛。快点打好，由我俩来校对，明天一定要报上去。”
1955年，我在《人民文学》上看到一篇文章：《洼地上的战役》，文章作者署名路翎。他在朝鲜战场的坑道里，和志愿军战士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写成了这篇小说。小说生动地塑造了年轻战士王应洪的形象，作者还以大量笔墨，描写了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那段悲剧性的爱情。我被那篇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流了好多的泪水。我还利用空闲时间，用打字机恭恭敬敬地打了一封感谢信，准备寄给路翎，表示一个读者诚挚的谢意，只是一直没能找到他的通信地址。我还到处向人介绍那篇好文章和它的作者。
一天下午，小赵手里拿着几份报纸向我跑来，先是挤眉弄眼地对我说：“小王，你不是在学拉二胡吗？告诉你，快将你那把破胡琴砸了吧，现在上级号召要反二胡了，你就准备写交代材料吧！”我心想，那二胡又不是一个人，它也会反革命？我一把从小赵手里抢过那张报纸，再一看，只见一幅漫画，上面画的还真是一把“二胡”，但两根琴轴却被画成了两个人头，旁边写着——胡适和胡风。我说：“胡适、胡风我一个也不认得，我写什么交代材料？”小赵在报纸里面翻了翻，又抽出一张来，说：“你好好看看！你到处吹捧路翎文章写得好，要大家都来看，你还给他写了信。可报纸上说了，这个路翎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听了小赵的话，我心里一阵紧张，那个晚上连觉也没有睡好。
也就是在那时候，单位开展了整风审干运动，先是组织大家学习文件和据说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按语”。在小组会上，有人就将我揭发了出来，要我交代与路翎的关系。我说：“那路翎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我都不晓得，我哪里同他有什么关系？再说，这姓路的反革命分子写出了如此感人的文章，又印在国家公开发行的《人民文学》上，我看了能有什么错？”这件事情就被暂时“挂了起来”。
接着是让每个人填写干部履历表，还特别规定了要使用单位统一准备的美国产的“派克”牌墨水，据说那墨水多少年后也不会褪色；在上交履历表时，除了表上要贴照片，底片也要一同交上去，为什么要底片？原因没有讲。今生今世我填写过好多次的履历表，那可是唯一一份“神秘莫测”的履历表了。
再接着就是开小组会，由每个人将自己写好的履历材料，拿到会上去通过。我也就写了好多。那一天轮到该我发言了，我就念那材料：外公是国民党的中将司令。父亲是国民党炮兵第一旅的军官，后来去了赴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妈妈是长沙周南女子中学的毕业生，解放前算是一个官太太，解放后纳过军鞋底，一直在家作家务，算是一个家庭妇女。我小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生活在军营里，她也是我和弟弟的启蒙老师。父亲每天出去又回来，有的时候，后面还跟着一个勤务兵。后来部队出发了，我和弟弟跟着妈妈，先是坐火车，后来火车路没有了，就改坐汽车。有一段路坐的汽车烧的是木炭，驾驶员先要将车上的一个木炭炉子摇好久，烧起好多气，车子才会走起来。我们就是这样，辗转到了贵州安顺。在安顺，家里有个女佣人，妈妈叫她刘嫂，但要我和弟弟喊她刘姨；还有一个小勤务兵，妈妈叫他小吴，但让我和弟弟喊他小吴哥。一次妈妈还对小吴哥说：“你现在还小，不识字肚子也不会饿，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等你以后长大了，不识字可就是个睁眼瞎！”从那以后，小吴哥就同我和弟弟一起读书识字。父亲很少回家，一次同很多兵坐着汽车经过安顺到什么地方去。有一次他还和一些外国兵一起，坐着帆布蓬蓬的小汽车路过安顺。那些外国兵给了我们三个小孩子好多好吃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深绿色的军用铁皮罐头，我们拿到石头上去磨，磨出裂缝后，用小刀子一挑罐头盖就开了，里面是好吃的水果。妈妈还同外国兵讲话，可是我一句也听不懂。后来妈妈说他们是美国人。日本投降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回到衡阳，住在外公家里。一天父亲回来了，穿着一套我从来没见到过的军装，八姨妈说那是美式军装。后来他就同妈妈带着我的三弟一起走了，姨妈告诉我，说他是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湖北汉口的办事处工作。我和弟弟留在外公外婆家，由我的奶姆妈（奶妈）照看我们两兄弟。外公家的院子好大，里面有花园，有小池塘，还有假山。外公书房里有很多书，可能他是老了，从来也不进书房。八姨妈就带我和弟弟进去，书房里有好多线装的古书，我根本看不懂。在那里面挑过来翻过去，找到几本厚厚的“东方杂志”，那上面有些文章我竟能看懂一点点。后来八姨妈帮我找到了一本《西游记》，书里面的字我认不全，但囫囵吞枣，好像还懂得一些意思，同时也培养了我后来爱读书的习惯。八姨妈还告诉我说，外公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三期毕业生，就在妈妈生我的那一年，他被晋升为中将。但是在我眼里，外公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者，很少看到他穿军装，只有一个穿着军装的张副官一直跟在他身边，外公一喊他，他就会高声答应：“到！”然后快步跑过来。张副官的前额和后脑勺都很高，我的那几个小姨妈常常讥笑他，说他的脑袋像一只榔头。张副官从来也不生气，还说道：“像榔头多好呀。前挖金，后挖银，挖金挖银哪里寻？”
我的履历还没有唸完，桌子就被会议主执人敲得嘣嘣响，他用北方话不耐烦地说道：“够了，够了！小王同志，今天大家不是来听你讲故事的。希望你能讲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好吗？”我被他声色俱厉的一席话吓成了一个木头人，泪水在眼里打转转，哪里还敢再开口？会场里鸦雀无声，主持人尴尬地笑了一声说：“休息休息，小王你也好好准备准备，等一下接着讲。”接着开会时，主持人和颜悦色地说：“大家耐心听，小王同志好好讲。”我也只好接着念：“还有一个老爷爷，经常来看外公。外婆要我和弟弟喊他夏外公，可八姨妈却喊他爹爹。姨妈还告诉我，夏外公名叫夏建寅，也是一个将军。人人都说他毛笔字写得好，外公请他写了隐园两个字，让张副官请石匠刻成一块碑，砌在自家院墙的大门上。一天我听张副官对人说，外公已经将八姨妈许配给了夏外公的二公子。夏外公的弟弟叫做夏建勋，也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师长，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衡阳解放前的最后一个市长叫欧冠，好多衡阳人都叫他‘欧剃头’，说他杀了不少赌钱吸鸦片的人，他也常常来看外公，但我看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不像一个大官，更不像是剃头师傅。我的六舅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书，解放后妈妈对人说他在学校里就参加了共产党。妈妈还告诉我说，原来爸爸准备带她还有我和二弟一起去美国。可是六舅从北京回来探家时，跟我爸爸说了好多好多的话，爸爸便改变了主意，决定我们全家都留下不走了，飞机票让给了一个亲戚。六舅毕业后分配在天津的712信箱工作，听说是一个什么保密单位。六舅同我妈妈还有五姨妈、八姨妈他们四姐弟是外婆亲生的。（也就是那时候，他们一起照了这张照片。右边是我妈妈，然后是：六舅、五姨妈、八姨妈）
我还有个七舅，是姨外婆生的，一次他与外公吵架，外公很生气，用枪打他，老人手抖没打准。八姨说就是那一枪，把七舅打到共产党那边去了。他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后来又当了志愿军，还是个坦克兵，回国后在汉口的军校学习，后来分配到新疆的克拉玛依搞石油去了。”主持人焦灼地皱起眉头，好像是使劲才忍住了一口气，他连连摇着头对我说：“小王同志，你又在讲故事了，还是说点实质性的东西好吗？” 我说：“我讲的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和亲耳听到的，比这更实质的东西实在‘冒得’（没有）了。”主持人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下面由同志们提意见。”这时候就有人开始批判我的态度，说我避重就轻，想蒙混过关，我的交代也就没有通过。
听说后来李科长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了任主任。一天，任主任到我们小组来，他说：“衡阳解放时，王寿民刚刚十一岁，参加工作时也还不满十三。就算他比其他小孩子懂事早也懂事多，但我们硬要一个当时只有十一岁的孩子来交代个人历史问题，我觉得这倒好像有点不实际了。至于他父亲的问题，他父亲现在就在衡阳市工作，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会去调查的。”他的一番话总算让我过了“关”。
散会后，李科长笑咪咪地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听了任主任的话，这次你总该相信了吧。希望你能放下包袱，努力前进。”我对她说：“不管怎么说，这辈子想当兵是没有希望了。如果有机会，好大姐，您还是帮我离开衡阳，离开这个剥削阶级家庭远远的，好吗？”李科长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无奈地摇摇头，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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