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说儒教 第六章 仁以致政（中）
本帖最后由 大闲人 于 2014-7-26 16:59 编辑（三）举贤才http://img.blog.163.com/photo/iHuxdD2khn7_jSIfyXIFTw==/3985404195246626881.jpg综观中华历史，自古以来政治上大有作为的领袖人物或君主，其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举用贤才。所以孔子说：“其人在，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如果回顾一下新中国建国不足六十年的历史，这几代领导人的不同的对内对外政策方针，由今知古，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一代的政治挂帅，二代的改革开放，三代的发展经济，现代的创建和谐。根本上说，政治是依赖人去推行的，贤人在位就会有好的政治，否则就不会有好的政治。因此，孔子弟子——做季氏家臣的仲弓问如何为政，孔子便告诉他：“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孔子去看望作武城宰的子游，劈头便问“你是否发现了贤才？”贤才必须德才兼备，又要以德为主。孔子说：“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智能焉。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智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这就阐发了重德的思想。这里还必须反对后儒为培养奴才部属而主张的“贤者不必有才”的错误观点。本质上说，这是疾贤妒能的心理表现。孔子说：“君子不器。”就是说他们应该具有多方面才能。但对人（即使是贤才）也不应求全，要充分发挥他们在某一方面的特长。举贤才的最根本之点，在于冲破家族观念、宗党观念和任人唯亲的禁锢。用人主要是看他本人是不是德才兼备的贤才，而不是看他出身的尊卑贵贱和所属的宗党派别等。孔子谈论仲弓时说：“犁牛之子（马辛）xin切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仲弓是孔子的学生，出身贫贱，但很有才德，这样的人能不能做官呢？孔子用比喻回答了这个问题。耕牛是低贱的，祭祀用的牛是高贵的，耕牛不可用于祭祀。但是耕牛的儿子，生着赤色的毛，周正的角，虽然不想用它来祭祀，但是山川之神是绝对不会拒绝它的。这就是说，启用的是牛本身确实具有优良的条件，是否“犁牛之子”则无关紧要。因此，仲弓的出身当然不影响它的前途。孔子还说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里君子与野人对举，君子是贵族，野人是在野之人，指非贵族的其他各等级的人。孔子说，在野之人是先学礼乐后做官，贵族子弟往往是先做官后学礼乐。如果选用人才，要选先学礼乐的野人。（四）庶、富、教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大同盛世，但近期目标则是小康。而庶、富、教就是达到小康境界的重要步骤，也是必由的三个阶段。孔子访问列国诸侯的第一站是卫国，在去卫国的路上，弟子冉有给他驾车。他们师生之间有一段关于“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教（教育发达）”的很重要的谈话。论语记载的原文如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人口兴旺，生活富裕，发展教育，这三个方面是仁政德治的重要组成内容。在春秋诸侯争霸时期，一个国家，人口的众多与兴旺是政治兴旺的标志。要使本国的人口多起来，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徕远人，即使其他地方的人来本国劳动、生活，其目的类似于今天的吸引外资吧；其二是自然生殖。要使这两条途径畅通，必须实行起码的回民政策，使自己治下的人民尽可能生活得好些，这样自然对远处的人就有了吸引力。随着更多远人的加入，对其合理的安置也是一大学问，若安置不当，也会出现一些不应该有的麻烦。一般的执政者的惠民政策，只考虑让民众生活下去，就可以为自己多生产，多交赋税，多服务劳动等等。一句话，在予求关系上，予仅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放在求上，而且求得越多越好。而仁政的目的不同，认为惠民的主要目的是使民众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而求则是相应的结果，是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做的必要积累。采取的办法是“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择可劳而劳之”，“薄赋敛而民富”也就是要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总之是反对苛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并且逐步富裕起来。在“富”这一问题上，要避免社会不同阶层的过大差异，以减弱不同阶层的对立感，尽量保持社会的相对和谐。“富之”是对民众教育的基础。执政者应该把法律、法令所禁止和所要求的，广泛进行宣传教育，使人民明确，从而免触刑律。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善人教养人民七年，就可以叫他们去入伍当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儒生虽反对穷兵黩武，但在人类社会实现大同之前，战争又不可避免，有时甚至还是实现大同的必要手段。所以，还应以军旅之事教民，使他们不至于在战争中白白牺牲。但上述各项远不是教育民众的根本内容，其根本内容是“德”与“礼”。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教化。三、法律以“仁”为核心出发，社会问题应以“德治”为好。只有实行“德治”才能使人民心悦诚服。一味用严刑峻法，并不能解决问题。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单纯使用武力，人民虽然不敢随便犯罪，但内心却是不服的。只有用道德教育加以感化，才能使广大人民心悦诚服，自觉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回顾人类历史，自从走出低级的大同时代以来，大部分时间几乎都使用暴力统治人民。因此，“以力服人”是执政者的传统方法，或者说是治国的捷径，省略了自修的麻烦。自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出现在中国以后，历代帝王虽假借仁道，但总是不能首先从自身做起，违背了“德治”的“严己宽人”的根本要求。“德治”是最人道的统治之术，是使人类社会进入小康的唯一途径。从对“德治”与“刑罚”的比较中，很明显的发现，“德治”是刑罚的根本。孔子曾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这就是说，刑法必须以礼为依据，否则就会不得当。再从刑罚与德治的效果看，刑法只能惩罚与犯罪之后，有杀一儆百的作用，但不能预防犯罪，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然而，“德治”与“礼教”却能防患于未然，即所谓“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人们往往只看到那些未发生的有道德教育所起的作用，而看不到那些未发生的有道德教育所起的作用。因为他未发生，未起危害社会的坏作用，人们往往看不见这个效果，从而产生忽视“德治”的积极作用。可以用“润物细无声”来比喻他的功效。正因为这个原因“德治才更显出其伟大的人类意识进步与自觉的意义。执政者应该实行“仁政”，坚决反对统治者的苛政。孔子有一次路过泰山下，看见一妇人悲哀的哭于墓前，孔子停车让弟子过去问一问缘故：“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妇人说：“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孔子对她说：“何为不去也？”妇人说：“无苛政。”孔子深有感触的回身教育弟子说：“小子识（zhi记住）之，苛政猛于虎也。”这一段著名的论述，就是今天“苛政猛于虎”这一成语的来源。这是“仁”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反应。除苛政之外，“不教而杀”或搞什么阴谋诡计，也是执政者必须避免的。因此，孔子对待“刑罚”和“德治”的问题上，坚决主张以德治为主，以刑罚为辅这就是“德主刑辅”思想。总之，“法”是指人的行为规则。“律”即规定。“法律”是执政者针对社会现状对大众（包括执政者本人）的行为规则所作出的规定，指导行为的正误，而对行为后果的制裁则是不得实施的表现，是次要的问题。而法律制定的前提和依据，以及后果的裁罚，归根到底还是道德问题。弱势文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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