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略读 14 鲍叔牙无私荐管仲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庄公八、九年】 庄公八年,初齐襄公立,政令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后齐桓公)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 庄公九年、九年春,齐大夫雍廪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蔇,齐无君也。夏,公伐齐,纳子纠。齐桓公小白自莒先入。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鲁庄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是您的弟兄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说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高于高傒,使相可也。”齐桓公从之。 笔者曰:管仲相齐,励精图治,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才能尽显,齐国大治,从此争霸诸侯也。此功皆出于鲍叔牙无私荐管仲也。鲍叔牙好不容易奉公子小白登上王位,却举荐管仲任相国,位列其位之上,此种胸襟难能可贵,甚得后人称赞。但这也不是常人能为之。莫言说过,人性中最大的恶是在自己有限的权力范围下,最大范围的去为难他人。想想范雎当上秦国的相国后是怎么对付须贾就知道人性本恶,常人的报复心理有多么的重。 鲍叔牙能无私荐管仲,实则有其原因,并非人性高尚如此也!鲍叔牙自幼与管仲交好,知道他是一个人才,打心里佩服他是主要的原因。《史记 管晏列传》中有如下记载: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能够相齐,关键还是齐桓公能接纳管仲,此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鲍叔牙极力说服齐桓公不计前嫌,接纳管仲。说起“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这个典故,还是出自《左传》另一个故事。 襄公三年夏,晋国中军尉祁奚请老,晋侯问谁可以代替他的职位。祁奚称解狐可以,解狐其仇也,将立之,但是没过几年,解狐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午,祁午也,为祁奚之子。当时中军尉副职羊舌职死了,晋侯又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赤,羊舌赤,子伯华,为羊舍职的儿子,相当于是自己的副职的儿子。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作为副职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此篇点出关键的结论:唯善,故能举其类。也即举才不偏私,唯善则可。相比人性最大的恶,这种善的高度几差千里之遥也! 再环顾目今官场,排挤仇家异类者有之、结党营私者有之、家族远亲霸政者有之,几落得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道,千里崩塌的不堪境况。若此,朝堂将遍布奸佞小人,岂不是寒了有识之士之心哉!长此以往,将至国无良将,必将衰微之至矣!幸国家能及时整肃纪律,严正党风,逐渐肃清任人唯亲,朋比结党之毒瘤。若坚持不懈,严格执行则为国家之幸!人民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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